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直接参与并取得辉煌战绩的抗疫有4次，分别是暴发于1955~1956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2003年的SARS，以及此次新冠疫情。作为一名医生，我亲身经历了其中3次。
第一次参加抗疫是在1985~1988年读博期间。我的导师、首届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此时正在承担国家“七五”攻关课题，我因此参加了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治疗和研究。当时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同为流行性出血热，南北方医生的辨证思路迥然有异。以兰克信为代表的北方派按伤寒六经辨治，以周仲瑛为代表的南方派按温病卫气营血辨治，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于是就产生了以万友生为代表的“寒温统一”派。我当时对此十分困惑，经过后来长期的临床实践，我终于想通了“寒温统一”的要点，即寒温有可统一之处，也有不可统一之处。可统一处在于伤寒入阳明和温病入气分以后，其治法多可互鉴，故陆九芝曾说“阳明为成温之薮”。不可统一处在于初治手法，伤寒辛温解表，温病辛凉解表，相距甚远。伤寒以伤阳为主线，温病以伤阴为主线。倘若伤寒早期按温病治，大多病情迁延，但不至死；反过来，温病早期按伤寒治，其后果则不堪设想。
另外，我在苏北疫区观察了大量发病早期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他们大多以太阳表实证（恶寒发热，头痛、身痛、腰疼、骨节疼，脉浮紧）起病，且具有典型的伤寒六经传变过程。因此，我坚定了一个理念，即流行性出血热就是仲景在《伤寒论》里所载伤寒的本底疾病。至于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按卫气营血所辨治的温病，很类似于现代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流行性乙型脑炎。而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按膜原九传所辨治的“湿瘟”，则很类似于现代的肠伤寒、副伤寒。
第二次参加抗疫是2003年的SARS。我当时在中日友好医院工作，SARS暴发后，中日友好医院被国务院指定为SARS专病医院，医院任命我为中西医结合救治组组长。我诊治了248名SARS患者，应该是全球看SARS最多的医生之一。我们团队的几十名医生在中日友好医院的SARS病区连续奋战数月，从接收第一例患者，直到送最后一位SARS患者出院。从临床实际出发，我们将SARS命名为“肺毒疫”，并总结出了“四期十二证”的SARS中医诊疗体系。其中纯中药治愈的11例SARS病例，作为中医抗击SARS的重要成果，被世界卫生组织文献收录。我们在疫区编撰的《SARS中医诊疗及研究》一书，详细记载了SARS的疾病表现、发病过程及中西医结合诊治体会，获国家图书特别奖。
经过以上两次抗疫实践，我对张仲景、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先贤著作中所描述的疾病，有了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是他们所描述的外感病，应该有具体的本底疾病为依托。之所以创制了新的辨治体系，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今病”不同于先辈们所面对的“古病”。我由此得出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我们在面对新发疾病时，一定要尊重临床实际，不可按图索骥、胶柱鼓瑟。
第三次抗疫就是新冠。有了流行性出血热和SARS的抗疫实践，使我在面对这次新冠疫情时，有了更加充足的底气。在观察了新冠患者的证候特征和发病全过程后，我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即新冠的发病规律不同于伤寒的六经传变，也不同于温病的卫气营血传变，而类似于《温疫论》中的膜原九传，但吴又可所讲的是“湿温”，而新冠却是“寒湿疫”。
“寒湿疫”者，即为夹杂“秽浊湿气”的一类特殊“寒疫”。关于“寒疫”的记载可追溯至《黄帝内经》时期，王叔和在《伤寒论·伤寒例》中首次提出“寒疫”之名，《伤寒论》是指导辨治“寒疫”的代表性著作。距今约一千年前，苏东坡在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地域）时疫中，用圣散子方活人无数。从圣散子方的组成，以及黄州时疫发生的时间（冬春之交）及地域特征（多湿）来看，黄州时疫即为一次典型的“寒湿疫”。但历代古籍中对疫病的记载，往往是详于“温”而略于“寒”，更未对“寒疫”进行分类叙述，非比“温疫”体系下有《温疫论》《温热论》《湿热论》《温病条辨》等著作指导各类“温疫”的治疗。
结合新冠的证候表现、发病时间、传变规律、流行特点、用药特征、病毒喜嗜等要素，我很肯定地认为新冠即为典型的“寒湿疫”，新冠也因此成了我完善“寒湿疫”辨治体系的本底疾病。从2020年初武汉、鄂州、孝感、黄石、黄冈等地的湖北保卫战，到2021年初长春、通化的吉林之战，再到2023年初安阳、郑州的河南之战，后来的香港之战，以及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的新疆之战和北京之战，我不断完善“寒湿疫”的辨治规律、治则治法和有效方剂。“寒湿疫”理论在整个新冠疫情的防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寒湿疫”的诊疗过程中，我也有诸多感慨。墨守成规，按图索骥，刻舟求剑，不知变通，实为可怕。见一证似温病，则套用温病，不管全程见不见得到营血分证；见一证似伤寒，则套用六经，不解戾气伏于膜原，出表形式多样，发于某经便为某经之证，不走伤寒传统路径。更有甚者，竟言新冠为湿温，天大误导，贻害甚深。不知湿温本就是长夏专属，不与寒冬相干。凡此总总，说到底，不知一病有一病之六经，一病有一病之卫气营血。面对新发突发之疫病，倘若与古述不同，必须要研究其发病规律，实事求是，分期分证辨治，怎可套古锁今？
此外，寒湿疫之发，不局限于北方。秦岭淮河，地分南北，然江浙等地，冬季湿冷，体感远较北方为甚。隆冬节气，寒潮南袭，岭南之地，亦可突然降温至0℃左右。自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岭南诸地，冬季气温更是较既往偏低，海南三亚虽处热带，然值春节，仍未敢以身试水。2022年3月底，我作为中央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组长，奉命带队赴香港指导抗疫。当时最低气温14℃左右。亲临一线，扪及老年患者手足，鲜有不厥冷入骨者，何来湿热！然仍有医者，处方一派寒凉！呜呼，轻患尚可扛过误治，老年阳气衰微者，难矣！昔仲圣之言，犹在耳畔，“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今不解经旨，一逆再逆，岂不痛哉！
我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疫病防治专家委员会组长、中央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组长，主持制订了国家第三版至第十版的中医诊疗方案，但国家方案须汇集专家意见、达成共识，无法充分表达个人见解。于是从武汉起，我就不断观察总结“寒湿疫”的发病规律和用药方法，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寒湿疫条辨》。该书或可补充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膜原九传等传统外感病辨证体系之不足，或可弥补疫病分类（寒疫、寒湿疫、温疫、湿温、杂疫）体系中缺乏“寒湿疫”辨治方案之遗憾。（中国科学院院士 仝小林）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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