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老叟整理 大龄岐黄学童 2024-04-19 16:56 广东
[76]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侬，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之吐逆，发汗亡阳，胃中虚冷也。若更发汗，则愈损阳气，胃气大虚，故吐下不止。
发汗吐下后，邪热乘虚客于胸中，谓之虚烦者，热也。胸中烦热郁闷，而不得发散者是也。热气伏于里者，则喜睡。今热气浮于上，烦扰阳气，故不得眠。心恶热，热甚则必神昏，是以剧者，反覆颠倒而不安，心中懊憹而愦闷。懊憹者，俗谓鹘突是也。《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与栀子豉汤以吐胸中之邪。酸苦涌泄为阴。苦以涌吐，寒以胜热，栀子豉汤相合，吐剂宜矣。少气者，热伤气也，加甘草以益气；呕者，热烦而气逆也，加生姜以散气。少气，则气为热搏，散而不收者，甘以补之可也；呕则气为热搏，逆而不散者，辛以散之可也。
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治伤寒之妙，虽有变通，终不越此数法也。伤寒邪气自表而传里，留于胸中，为邪在高分，则可吐之，是越之之法也。所吐之证，亦自不同，如不经汗下，邪气蕴郁于膈，则谓之膈实，应以瓜蒂散吐之。瓜蒂散吐胸中实邪者也。若发汗吐下后，邪气乘虚留于胸中，则谓之虚烦，应以栀子豉汤吐之。栀子豉汤，吐胸中虚烦者也。栀子味苦寒。《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涌者吐之也。涌吐虚烦，必以苦为主，是以栀子为君。烦为热胜也，涌热者，必以苦；胜热者，必以寒。香豉吐苦寒，助栀子以吐虚烦，是以香豉为臣。《内经》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所以为治。依而行之，所谓良矣。
卢之颐《仲景伤寒论疏钞金錍》：水药不得入口，此属上焦失于受纳，不得开发，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若更发汗，并失中焦之腐化，下焦之决渎，涌而吐，泄而下矣。
豉成幽窨，转沉重为轻浮，援懊憹于宁寂；栀馨弥漫，宛滕六之飞午，化炎槁为清肃。若少气者，藉黄中之厚载，则气与形俱；若呕者，赖温暄为捍御，则呕随辛撤。斯部署形层，各有凭持，本气标阳，潜消默化矣。
柯琴《伤寒论注》：阳重之人，大发其汗，有升无降，故水药拒膈而不得入也。若认为中风之干呕，伤寒之呕逆，而更汗之，则吐不止，胃气大伤矣。此热在胃口，须用栀子汤、瓜蒂散，因其势而吐之，亦通因通用法也。五苓散亦下剂，不可认为水逆而妄用之。
虚烦是阳明之坏病，便从栀子汤随证治之，犹太阳坏病，多用桂枝汤加减也。以吐易温针，以“懊憹”概“愦愦”、“怵惕”，可互文见意。栀豉汤本为治烦躁设，又可以治虚烦，以此知阳明之虚与太阳之虚不同，阳明之烦与太阳之烦有别矣。首句虽兼汗吐下，而大意单指下后言，以阳明病多误在早下故也。“反覆颠倒”四字，切肖不得眠之状，为虚烦二字传神。此火性摇动，心无依着故也。心居胃上，即阳明之表，凡心病皆阳明表邪，故制栀豉汤因而越之。盖太阳之表，当汗而不当吐；阳明之表，当吐而不当汗；太阳之里，当利小便而不当下；阳明之里，当下而不当利小便。今人但知汗为解表，不知吐亦为解表，故于仲景大法中，但知汗下而遗其吐法耳。若少气若呕，又从虚烦中分出。烦必伤气，加甘草以益气。虚热相搏，必欲呕，加生姜以散邪。
尤怡《伤寒贯珠集》：发汗后吐逆，至水药不得入口者，必其人素有积饮，乘汗药升浮之性而上行也，是当消饮下气。虽有表邪，不可更发其汗。设更发之，重伤阳气。其饮之在中者，不特上逆而仍吐呕，亦且下注而成泄利矣。
发汗吐下后，正气既虚，邪气亦衰，乃虚烦不得眠。甚则反覆颠倒，心中懊憹者，未尽之邪，方入里而未集，已虚之气，欲胜邪而不能，则烦乱不宁，甚则心中懊憹郁闷，而不能自已也。栀子体轻，味苦微寒；豉经蒸署，可升可降，二味相合，能彻散胸中邪气，为除烦止躁之良剂。少气者，呼吸少，气不足以息也。甘草之甘，可以益气，呕者，气逆而不降也，生姜之辛，可以散逆。得吐则邪气散而当愈，不可更吐以伤其气，故止后服。
徐大椿《伤寒论类方》：诸法俱用，未必皆误，而正气已伤，虚为正气者，烦为邪气扰，发汗吐下，实邪虽去，而其余邪因正气不充，留于上焦，故阳气扰动而不得眠也。反复颠倒，身不得宁也；心中懊憹，心不得安也。此非汗下之所能除者，吐之而痰泄结气，无不出矣。
古方栀子皆生用，故入口即吐，后人作汤以栀子炒黑，不复作吐，全失用栀子之意，然服之于虚烦证亦有验，想其清肺除烦之性故在也。终当从古法生用为妙。
张璐《伤寒缵论》：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言水逆也。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者，以其原有蓄积痰饮，发汗徒伤胃中清阳之气，必致中满。若更与发汗，则水饮上蒸而为吐逆，下渗而为泄利矣。反复颠倒，心中懊憹，乃邪退正虚而余邪阻滞，不得传散，无可奈何之状也。此时将汗之乎，下之乎，和之乎，温之乎，仲景巧用栀子豉汤，涌载其邪于上，使一吐而尽传无余。然惟无形之虚烦，用此为宜，若涌吐实烦，仲景别有瓜蒂散，则非栀子所能也。乃因汗吐下后，胸中阳气不足，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若正气暴虚，余邪未尽，则仲景原有炙甘草一法，宁敢妄涌以犯虚虚之戒。
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或问云，虚烦证，奚堪再吐？余答云：虚者正气之虚，烦者邪气之实，邪热郁于胸中，是为吐证仍在，理宜更用吐法，犹之汗下之证仍在，可再行汗下法也。栀子豉汤仲景虽用以吐虚烦之药，余曾调此汤，与病人服之，未必能吐，何也？盖栀子之性苦寒，能清胃火，润燥。豉性苦寒微甘，能泻热而兼下气调中，所以其苦未必能使人吐也。医工必欲升散火郁，当于病人喉中，探之使吐可耳。又用豉法，须陈腐极臭者，能使人吐，方中云香豉，恐医工用豉，反取新制而气不臭者，无怪乎其不能使人吐也。
陈修园《伤寒论浅注》：更有与五苓证之水逆相似者，尤不可混。发大汗之后，水药不得入口，以汗本于阳明水谷之气而成。今以大汗伤之，则胃气大虚，不能司纳如此，此为治之之逆。若不知而更发其汗，则胃虚阳败，中气不守，上下俱脱，必令吐下不止。此与五苓证之水逆何涉哉？
此一节，言发汗的胃虚水药不入之证，与五苓散大不相涉。自“未持脉”至此，共三节，以反掉笔为结尾，故不必出方。然读仲景书，须于无字中求字，无方处索方，方可谓之能读。少阴君火居上，少阴肾水居下，而中土为之交通。若发汗、吐、下后，上中下三焦俱为之伤。是以上焦之君火不能下交于肾；下焦之肾水不能上交于心。火独居上，阳不遇阴，故心虚而烦，胃络不和，故不得眠，若剧者，不得眠之盛。必反复颠倒，烦之极，自见其心中不爽快而懊侬，以栀子豉汤主之。以栀子入心而下交于肾，豆豉入肾而上交于心，水火交而诸证自愈。若少气者，为中气虚而不能交运于上下，以栀子甘草豉汤主之。即《内经》所谓交阴阳者，必和其中也。若呕者，为热气搏结不散而上逆，以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取生姜之散以止呕也。此一节，言汗、吐、下伤其三焦之气，以致少阴之水火不交也。
黄元御《伤寒悬解》：汗出阳泄，土败胃逆，水药不得入口，是谓逆治。若更发汗，阳败土崩，太阴吐利之证，必将俱作，无有止期矣。发汗、吐、下，土败胃逆，君火不降，故虚烦不得卧眠。剧则陈郁填塞，浊气熏心，故反覆颠倒，心中，栀子豉汤吐其瘀浊，则阳降而烦止矣。若少气者，加甘草以益气。若呕者，加生姜以止逆也。
张志聪《伤寒论集注》：此言发汗后，匪只胃亡津液而为烦为渴，更有伤其胃腑之真气者。水药不得入口，则胃腑真脏之气将虚，是为逆矣。若更发汗，必上虚下竭而吐下不止。丘氏曰：“为逆者，为之吐逆也，即水药不得入口之义。”
自此以下凡六节，皆论栀子汤之证治。夫少阴主先后天之阴阳、水火，心肾二气上下时交，下焦之阴气上交于心，以益离中之虚；上焦之君火下交于肾，以助坎中之满；中焦之津汁上资于心而为血，下藏于肾而为精。发汗吐下后则中上两虚，是以虚烦不得眠也。不曰“伤寒中风”，亦不曰“太阳病”，而曰发汗吐下后，谓表里无邪而为虚烦也。心气虚则烦，胃不和则不得眠也。剧，甚也。反覆颠倒者，不得眠之甚也。懊憹者，烦之甚也。栀子豉汤主之，栀子凌冬不凋，得冬令水阴之气，味苦色赤形圆小而象心，能启阴气上资于心，复能导心中之烦热以下行；豆乃肾之谷，色黑性沉，署熟而成轻浮，主启阴藏之精上资于心、胃，阴液上滋于心而虚烦自解，津液还入胃中而胃气自和。夫气发原于下而生于中，若少气者，加甘草以和中；呕者，中气逆也，加生姜以宣通。曰少气者，谓栀子豉汤之从下而中；曰呕者，由中而上也。本方栀子原无“炒黑”二字，栀子生用，其性从下而上，复从上而下，若炒黑则径下而不上矣。陆氏曰：“首节论栀子从下而上，以下论栀子从上而下，故末结曰：’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按：元人王好古曰：“本草中并不言栀子能吐，奚仲景用为吐药？”嗟！嗟！仲祖何曾为吐药耶？即六节中并不言一吐字，如瓜蒂散证，则曰：寻“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况既汗、吐后，焉有复吐之理？此因讹传讹，宜为改正。沈氏曰：“治伤寒虽有汗、吐、下三法，而本论四百七十四证，内用吐者，止二三证，复列医吐之过者数条，盖吐则伤膻中之宗气，伤中焦之胃气，故不轻用也。
方有执《伤寒论条辨》：以上四条，皆言桂枝之不对，以严示禁之意。水药不得入口，言呕吐之甚也。夫中风服桂枝汤以发汗，桂枝汤者，甘药也，伤寒服麻黄汤以发汗，麻黄汤中亦有桂枝，则亦甘药也，以发汗药皆有桂枝之甘而言之，则此条曰：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者，乃承上二条复又通以得汤则呕之甚者言，而深寓戒警之意也。逆者，言悖于道也。盖不通人之性气而逆治，则亦适足以致病逆而生变，故曰为逆也。必吐下者，言水药既不得入口，则胃已伤，若仍与前汤而重伤，则必致大坏。大坏则大乱，夫胃。中腑也，苟大坏乱，则不惟复上逆而仍呕吐，必将下加走泄而增泻利矣。不止，盖甚言害大，以深着致戒之意也。
虚烦不得眠者，大邪乍退，正气暴虚，余热闷乱胃中干而不和也。剧，极也。反复颠倒心中懊憹者，胸膈壅滞不得舒快也。所以用栀子豉，高者因而越之之法也。少气者，气伤也，故加甘草以益之；呕者，气逆也，故加生姜以散之。
程应旄《伤寒论后条辨》：发汗后见此者，由未汗之先，其人已是中虚而寒，故一误不堪再误。
发汗若吐若下，或胸中窒，或虚烦不得眠，或反复颠倒，心中懊憹，皆属三法后，遗热壅遏在上，客于心胸，是以扰乱不宁也。并非汗不出之烦躁，大青龙无所用，诸法亦无所用，惟宜以栀子豉汤主之。盖栀子气味轻越，合以香豉能化浊为清，但使涌去客邪，则气升液化，而郁闷得舒矣。
吴谦《医宗金鉴》：此承上条误而又误，必变而成逆也。胃中虚冷，本因误汗，水药不得入口，入口即吐而为逆也。若更发其汗，则胃逆益甚，不能司纳，不特水药入口方吐，且必无时而不吐逆也。
未经汗吐下之烦多属热，谓之热烦；已经汗吐下之烦多属虚，谓之虚烦。不得眠者，烦不能卧也。若剧者，较烦尤甚，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憹也。烦，心烦也。躁，身躁也。身之反复颠倒，则谓之躁无宁时，三阴死证也；心之反复颠倒，则谓之懊憹，三阳热证也。懊憹者，即心中欲吐不吐，烦扰不宁之象也。因汗吐下后，邪热乘虚客于胸中所致。既无可汗之表，又无可下之里，故用栀子豉汤，顺其势以涌其热，自可愈也。有前证若更加少气者，是热伤其气也，加甘草以扶之；若呕者，是热迫其饮也，加生姜以散之。
喻嘉言《尚论篇》：此一条从来诸家错会，扯入桂枝四禁，谓已用桂枝致逆，若更用桂枝，则其变愈大，粗疏极矣！盖为逆，是言水逆，未尝说到其变愈大为凶逆也。且原文不云更与桂枝，而云更发汗者，见水、药俱不得入，则中满已极，更发汗以动其满。凡是表药皆可令吐下不止，不独是桂枝当禁。所以仲景于太阳水逆之证，全不用表药，惟用五苓散以导水，服后随溉热汤以取汗，正与此条互相发明也。设只单禁桂枝，将麻黄、葛根、柴胡等类在所不禁而误用，以致吐下不止，恬不知为犯禁矣。噫！斯道之不明，小者且然，况其大乎！
沈金鳌《伤寒论纲目》：因虚烦故不得眠，因不得眠，故反复颠倒，因反复颠倒，故心中益觉懊侬，数语形容尽致，当作一气读，总由阳明火热之邪上炎，摇动心君也。
钱潢《伤寒溯源集》：或曰，误汗亡阳，不过损泄卫气耳，既非误下，何至内伤胃气而水药不得入口，且甚至吐下不止乎？夫人身先天阳气，藏于两肾之中，其清阳升发而为三焦之气，附于肝胆，布其阳气而为后天之火，温养脾胃，故饮食入胃，谷之浊气下降，为命门真火之所蒸腾，则阳气发越，其骠悍滑疾之气，直达皮肤而为卫气，是以误汗则卫气丧失，真阳大虚，胃气亦随之而损也。
如上文证而少气者，因汗吐下后胸中之阳气已虚，膻中之呼吸不足，中气大虚，再涌则恐伤胃气，故加甘草以补中和胃，庶无损于元气也。若加干呕者，是汗吐下后，胃中阳气已伤，中焦虚冷，胃气不和，气上逆而干呕也，故加生蕃之辛温，以宣达胃中之阳，和暖中州之气，则虽更用吐法，亦无伤于胃阳，而气自和平矣。
张锡驹《伤寒论直解》：此言汗后伤其三焦之气也。上焦出胃上口而主纳水谷，发汗则伤其上焦之阳气，故水药不得入口，此为逆也。若更发汗，又伤其中下二焦之气，必中焦伤而吐不止，下焦伤而利不止也。
自此以下六节，论栀子豉汤之症，有热有寒，有虚有实也。首节言汗吐下伤其三焦之气，以致少阴之水火不交也。夫少阴君火居上，少阴肾水居下，而中土为之交通，发汗吐下，则上中下俱为之伤矣，是以上焦之君火不能下交于肾，下焦之肾水不能上交于心，火独居上，阳不得遇阴，故心虚而烦也。胃络不和，故不得眠也。剧，甚也。反覆颠倒，即不得眠之甚，而为之辗转反侧也。懊憹者，烦之极也。栀子色赤象心，味苦属火而性寒，导火热之下行也；豆为水之谷，色黑性沉，罨熟而复轻浮，引水液之上升也。阴阳和而水火济，烦自解矣。若少气者，中气虚而不能交通上下，加甘草以补之。呕者，中气逆而不得上交，加生姜以宣通之。按：栀子豉汤，旧说指为吐药，即王好古之高明，亦云本草并不言栀子能吐，奚仲景用为吐药，此皆不能思维经旨，以讹传讹者也。如瓜蒂散二条，本经必曰吐之，栀子豉汤六节，并不言一吐字，且吐下后虚烦，岂有复吐之理乎？此因瓜蒂散内用香豉二合而误传之也。
陈元犀《长沙方歌括》：此汤旧本有得吐止后服等字，故相传为涌吐之方，高明如柯韵伯，亦因其说，惟张隐庵，张令韶极辨其讹，曰：瓜蒂散二条，本经必曰吐之，栀子汤六节，并不言一吐字，且吐下后虚烦，岂有复吐之理乎？此因瓜蒂散内，用香豉二合而误传之也。愚每用此方，服之不吐者多，亦或有时而吐，要之吐与不吐，皆药力胜病之效也。其不吐者，所过者化，即雨露之用也。一服即吐者，战则必胜，即雷霆之用也。方非吐剂，而病间有因吐而愈者，所以为方之神妙。栀子色赤象心，味苦属火，性寒导火热之下行。豆形象肾，色黑入肾，制造为豉，轻浮引水液之上升，阴阳和，水火济，而烦热、懊憹、结痛等证俱解矣。
高学山《伤寒尚论辨似》：栀子五汤，方后俱缀“得吐者，止后服”。愚谓此必叔和撰添，前贤不察，遂讹传致误耳，非仲景之原文也。盖以五症之不可用吐者，其辨有三，而五汤之不能致吐者，其验有二也。所谓不可用吐者何？夫栀子五汤，大概俱治烦之药，故本条曰心烦，次条曰微烦，三条曰烦热，又曰虚烦，彼吐之内烦，又明明说出变处，岂有治烦而反用吐者乎？又下文三条曰：若呕者，栀姜豉汤主之。夫三尺之童，俱知姜为止呕之圣药，若是吐剂，因其呕而吐之，则高因丘陵，下因川泽，其理最顺，何必加生姜以止呕耶？又曰：凡用栀子汤，旧微溏者不可与。夫发汗之剂，禁用于表虚，润下之剂，禁用于溏泻，宣吐之剂，禁用于善呕，各有针锋相对，若是吐剂，当曰：病人旧善呕者，不可与服矣。今禁在微溏，明明是降而润下之剂，与高者越之何涉乎？所谓不能致吐者何？余尝治一女，伤寒表解胃实，与大承气下之，烦而后作表热，余知为栀豉之理，减用成方之半，应剂而愈，特未尝吐耳。因思古人尝药，诸毒不避，后世得蒙其泽，况栀豉五汤，非毒药之比乎！遂于两月中，满剂遍服五汤，并无偶而一吐，但觉腹内微痛，及溏泄日许而已，故敢大胆谓汤后一语，非仲景之原文，属后人之蛇足也。
周扬俊《伤寒论三注》：“水药不得入口为逆。其人素有痰饮，清阳之气久虚者，误汗则风邪挟饮，结聚上焦，以致水药拒格不入也。若更汗，不使津液愈伤，水饮愈逆耶！逆则必吐，吐则必泄，盖上气虚而下窍亦开，肺与大肠为表里也。设使竟服桂枝，何至为逆？后服五苓，又何至吐下不止乎？”
少气则加甘草以和中，人皆知之。然既少气谓是误后中虚，虽邪气未退，敢用栀豉以涌吐之乎？乃知此证之少气，缘外邪内陷，洵是热伤元气，而不与但内弱者可同日而语，此甘草所以不炙而用也。
吕震名《伤寒寻源》：少气乃津液被夺，加甘草者，取其能益中而存液，并取其能载药而速吐也。盖呕则膈上之热已犯及胃，生姜升散，领引胃中之热，一概涌之上出，此导引之药也。
沈明宗《伤寒六经辨证治法》：腑邪壅逆，而服发散升提，内动其湿，故水药不得入口。若更发汗，再动其湿，上涌下泻，则吐下不止。
陈裕《伤寒句解释义》：反复颠倒，心中懊憹者，皆三焦无形之火，壅遏在上，心虚被火，无液以安，扰乱不宁，栀子豉汤主之。栀子气轻越，香豉能化浊为清，涌去客邪，气升液化，郁闷得舒。
黄宝臣《伤寒辨证集解》：汗吐下后，伤其三焦之气，致心肾不交，故虚烦不得眠。若烦之剧者，必反复颠倒而不安，心中懊憹而不快。以栀子豉汤交其心肾，水火既济，而诸证自愈矣。
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栀子豉汤为轻剂，以吐上焦虚热者也。第栀子本非吐药，以此二者生熟互用，涌泄同行，而激之吐也。盖栀子生则气浮，其性涌，香豉蒸窨熟腐，其性泄。涌者，宣也；泄者，降也。既欲其宣，又欲其降，两者气争于阳分，自必从宣而越于上矣。余以生升熟降为论，柯韵伯以栀子之性屈曲下行，淡豉腐气上蒸而为吐，引证瓜蒂散之吐，亦在于豉汁。吾恐瓜蒂亦是上涌之品，吐由瓜蒂，非豉汁也。存之以俟君子教我。
栀子豉汤，吐胸中热郁之剂。加甘草一味，能治少气，而诸家注释皆谓益中，非理也。盖少气者，一如饮家之短气也，热蕴至高之分，乃加甘草载栀豉于上，须臾即吐，越出至高之热。栀子豉汤加生姜，则又何说也？盖栀豉为轻剂，以吐胸中之热，若呕则热更在卑，窒于胃矣，故加生姜入胃升散，引领栀豉从胃中涌热上出也。首章言胸中窒塞，前章言胸之上，此章言胸之下。
舒驰远《伤寒集注》：栀子鼓汤，于大下之后，及汗吐下后，俱不可用。若少气者必不能送邪上涌，吐之何益？且必不可吐。若既呕又何取乎吐？且既取其吐，又何取姜以散其逆，而安其呕？舛理之极，非仲景之法也。
郑钦安《伤寒恒论》：病至水药不得入口，必有寒逆、火逆、水逆之别，此则因发汗后，明系发汗过多，以致亡阳，不能镇纳浊阴，以致阴邪僭居高位，隔拒胸中，宣布失职，气机不得下降，故有此候。若更汗之，则中气愈虚，而吐下更甚也。法宜扶阳宣中降逆为主。
章楠《伤寒论本旨》：汗吐下后，而无有形实邪，但气火郁逆，虚烦懊憹，故以栀豉轻扬清心火，而涌散其邪，若中虚少气者，加甘草益气，呕者，加生姜以散逆也。
若加干呕者，是汗吐下后，胃中阳气已伤，中焦虚冷，胃气不和，气上逆而干呕也，故加生蕃之辛温，以宣达胃中之阳，和暖中州之气，则虽更用吐法，亦无伤于胃阳，而气自和平矣。呕者，兼阴浊之邪壅遏，非轻药能散，故加生姜之辛温，开达阳气，阳伸，浊邪从上而出也。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发汗后亦口先死耶？论内误汗不胜书，未有云水药不得入口也。下之水浆不下者有之，仍入口也。若水与药先与口显相拒，何止如上文水逆之入口则吐哉？水不入口则绝矣，奚啻逆乎？药不入口则无从更药矣，何虑有更发汗乎？乃仅以为逆一语了之，我不敢知曰水逆，水逆则极其量亦吐不止而已，我亦不敢知曰谷逆，谷逆极其量亦汗不止而已。既逆又何至下不止耶？一逆则格拒而入焉不得，胡不曰再逆则倾倒而出焉不止耶？汗后不言吐、不言下并不言汗，更汗后忽言吐、忽言下仍不言汗，汗药并未一空其中之所有也，吐之下之始尸其咎耳。治不为逆，长沙见之谓为逆，一若不问所犯何逆，证证悉为发汗是问也者。夫谁肯以汗药受吐下之谤乎？虽然，水药并进，惟五苓散为然，非所论于其他也。曰不得入口，不曰不能入口，非不能入也，入口而失其效用，与不得入口等也。不待入腹而后失其效用，入口便不得五苓之用，是难五苓也。五苓为中五立功，非为功于口也。脾开窍于口，胃脉还出挟口。为逆云者，胃气固逆，脾气尤逆，逆而及于口，是仓廪之官，以出口为尽头。试问五苓散能从口中运输水谷否乎，抑入口遂化水药为乌有乎？毋宁设言其与口不相入，留为有用之为得也，不必斤斤于得入不得入为尝试也。若更发汗，又非徒发动其土气，更发尽其精气。精气无土气以为之守，必吐下不止，就令吐下止亦必俟诸地平之后，则太阳之虚悬无薄可想也。以汗药横肆于其间，中土且不治，何有于太阳乎？彼动用市上窜散品者，未知其何术以收残局也。吾得而断之曰：有肾在，地气上者属于肾，若以蛰封之灵，卷回土气而归于腹地，未始不可为汗后赎其愆也。然微阴枢之力以默为转移，则升降息矣。语语为汗药打破后壁，却袖手以坐观其安危，长沙岂故为此偈句哉？责之而不复纠之者，以误药而幸有勿药之理存，故三条立证不立方，令知非者悟，而自是者迷，是亦教人内省之意也。
汗、吐、下不如法，又有后顾矣。缘太阳经三番之剥而未复，非暖水不能更新之，却非多饮之暖水能更新之。惟吐出坎中不暖之火，含却坎中最暖之水，精而归于化者，乃能更新之也。以其虚烦，非谓烦为假相，实际上不烦也。谓心不在而烦在，虚留其烦于君主之位，殆真心遗落之烦，烦无主体，故曰虚烦。不言虚热者，不特太阳无中气之热之足言，连带少阴亦无本气之热之足言。以太、少两热合为一，已没收入烦绪之中，是虚烦亦太、少退化之热之流露。所谓累热而增烦，烦中之热不了了。正气之遗热有几何？邪气之遗热有几何？觉实而言之则凿也，毋宁以“虚烦”二字括之。要皆汗、吐、下之庸工，助邪为虐，热邪伤残太阳之热气，而殃及少阴，热伤气故气伤精。心者火之精也，与水之精互根于坎肾，肾脏必脱离其烦，心阳才有归宿之安也。无如其为实若虚之烦，实而无定位，则起卧直以烦状为环境，讵必烦躁而后不得眠哉？但烦亦欲眠而不得，俨有一虚悬之障碍物，笼罩其眠，可见虚烦之势力尤为大，大则为虚故也。若剧者，烦虚剧更虚，虚写太少之陵乱，而仅露其端倪。时而太阳薄于少阴之心，其反也心为之仰；时而少阴薄于太阳之背，其覆也背为之俯；时而太阳之标易为少阴之本，其颠也首焉而足向；时而少阴之本易作太阳之标，其倒也足焉而首向。此非烦极而剧，亦非剧极而烦，第以手足官骸如虚器，必反覆颠倒而始适者，盖有不得隐曲者在。曰心中懊憹，懊憹有恨意，恨未阴阳若离合，正是太阳少阴之实情，浅形之曰烦曰剧者，形容犹未尽实也。栀子豉汤主之，发汗吐下后行栀子哉？长沙立方无虚设，良由其立证有真诠。曰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吐下伤中可知。曰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吐下动膈又可知。加味而不离栀豉，舍五苓而进一法，跟上“烦”字，撇上“渴”字，五苓取水之精，解渴其余事；栀豉取精之水，解烦尤余事也。栀子形圆色赤像心，生于水中，肾中之心为真心也。其义即阴中之阳为真阳，水中之火为真火，寒中之热为真热耳。独是栀子以苦寒称，其无辛温气味不待言，然则水中之火亦寒耶？非也。火非不热，热在水；水非不寒，寒在火。火之精有水在，离中所以虚；水之精有火在，坎中所以满。假令离而不坎则火益热，坎而不离则水益深。下文真武汤证见热不见寒者，水下而火上，非火水未济之占乎？盖精与精合斯两而化，精与精搏斯一而神。神以静而存者，气以动而变，变则生生化化于无穷，寒热二气遂周流而不可胜用。诚以肾间之气动，则膀胱之气出，起化者少阴，开化者太阳也。于是三阴三阳更化之神机，皆资始于肾，阴阳不测之谓神者此也。孰意圣而不可知之仲景，更神妙无方乎？栀子出水便赤，阳也而带阴；香豉入水便黑，阴也而带阳。一则脱化其阳，所吸收者泉下之阴；一则腐化于阴，所吸收者日中之阳。有火色火味无火气者栀子也，有水色水味无水气者香豉也，二物皆气归精者也。尤妙在后纳香豉则咸味先行，咸能引肾，取香豉以入化也；先煮栀子则苦味后行，苦能坚心，取栀子以出神也。其擘栀子为二者，擘栀子，即擘太少也；其合香豉为四者，合香豉，即合太少也。阳数七，火数二，分之则太少各得枚数之半，倍七枚无殊二七枚，则地生天成之数备。肾臭腐，豉臭香，裹之则肾阴仅收咸味者半，隔香气用以散邪气，则四合取二之旨明。曰得吐止后服者，非以香豉取吐也。豉久腐益香，寒暑不能侵，风霜不能蚀，瓜蒂散不过借其酝酿之气以却邪耳。本证之吐是栀子之功竟，香鼓无与也。缘少阴之枢不转，多有欲吐不叶者，得吐正心阳勃发之机，故曰止后服。不吐则再服在言外，后服又吐与不吐无问题，吐出更新之阳固佳，即徐徐引出亦佳，不曰以得吐为度可见也。若少气者用甘草以培气，呕者用生姜以止呕，宁加味以及其余，栀豉则务尽其长而不易，何其视少阴尤切于太阳耶？三阳皆阴中之阳，秘阳根者肾，系阳神者心也。其得别为三阳以主外者，无非推广少阴之热而化阳，阳退皆引为心阳之累，“烦”字有双关意也。彼阳明厥阴有栀豉，试思阳明少阳之退化何若乎。
黎庇留《伤寒论崇正篇》：二张以下后虚烦，无复吐之理，此因瓜蒂散用香豉而误传之也。各家认为吐剂者以此，当将方后“得吐者，止后服”数字删去，免误后学。要之，吐与不吐皆药力胜病之效也。其不吐者所过者化，即雨露之用也一服即吐者战则必胜，即雷霆之用也。方非吐剂，而病间有因吐而愈者，所以为方之神妙。
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亦是五苓散证。逆，即七十五条所谓水逆已。水逆当以五苓利小便，若更发汗，当然有变证。然以理推之，不必变为吐下不止，《玉函》无“若更”以下九字于义为长。
渊心中懊侬，即虚烦之剧者；反覆颠倒，即不得眠之剧者，无论剧易，皆栀子豉汤主之。夫既经发汗、吐、下，则毒害性物质之在表者，已从汗解；在上者，已从吐解；在下者，已从下解，其虚烦不眠，非因毒害性物质，乃由脑部、心脏部之充血，阳证机能亢进之余波也。何以知是充血？以其用栀、豉知之。栀、豉皆称苦寒药，夫药之寒温，非可以温度计测而知也。能平充血症状，抑制机能之亢进者，斯谓之寒；能治贫血症状，兴奋机能者，斯谓之热。《本草》于、豉，皆云味苦寒，故知其病为充血也。何以知充血在脑与心脏？因不得眠是脑充血症状，虚烦、懊依是心脏部充血症状也。既是充血，则其病为实，今云虚烦，何也？因吐、下之后，胃肠空虚，无痰饮、食积相挟为患，异于胃实结胸之硬满，故谓之虚耳。若阴证之虚，岂得用栀、豉之苦寒哉？少气，即西医所谓呼吸浅表，亦即东洞所谓急迫，故加甘草。栀子豉证而呕者，加生姜以止呕，可知栀、豉决非吐剂，煮服法中“得吐”以下六字，必后人所增也，当删。
刘世祯《伤寒杂病论义疏》：此示虚家过汗，病转吐下不止之例。盖汗虽泄于玄府，源则生于谷精，凡发汗汤药入胃，必动胃气而渗心液，至其病机之变，则证由体异。本条示例，乃体秉阳虚，不应发汗(发汗，亦赅自病)，汗出则阳愈泄而愈虚，令胃阳虚逆，水药不得入口。若医家见身热不去，外复微恶风寒，不辨为胃阳外越，治从太阳阳明合病之例(二阳合病，有呕与利之见证)，乃更误发其汗，必令中气失守，升降皆逆，而为吐下不止，胃阳亡矣，亡胃阳之脉，当虚濡而大其至微数，遇此坏病，宜吴茱萸、附子、干姜、五味作汤，少少频与，待胃阳内敛，药能入口再随证平脉治之。真气大虚者，有误汗吐下不止，遂转息高，因成不治之证，故师条记之，以垂医戒。若素秉府阳盛者，即过但津亡化燥，表虚里实而已。
曹颖甫《伤寒发微》：发汗后，阳气外浮，不能消水，水入则吐，要惟大、小半夏汤足以降逆而和胃，若胃中虚寒，则干姜甘草汤、吴茱萸汤皆可用之。此证忌更发汗，要无庸议。发汗则水气随阳热而张发于上，吸胃中水液俱上，倾吐而不可止，此理之可通者也。若淋巴管中水液既伤于汗，又伤于吐，阳气独张于上，而水液内亡，岂有反病下利不止之理。盖下利一证，必水湿有余之证也。然则此下字必传写之误，当订正之，毋以必不可通之说，贻仲师累。
发汗吐下后，津液消耗，在表之浮阳不收，在里之余热不去，则郁结而生虚烦，甚则眠不得安，心中懊丧，不能自言其所苦。然究为病后余邪，故开表发汗，不待麻黄、桂枝，但用香豉已足，清里不待葛根、苓连，但用栀子已足，则表里余邪并去而虚烦愈矣。若夫无气则加甘草，呕则加生姜。其所以无气所以呕者，正需研核而始见。四肢肌肉，俱禀气于胃，胃中少气，则四肢为之无力，一身肌肉为之重滞，所谓无气以动也。其病皆由汗吐下后，胃气空虚，故于解表清里外，佐以补中之甘草。胃中胆汁上逆则呕，湿邪入胃，胃不能受，则亦呕。此证之呕，要以汗吐下后，胃中虚寒，故于解表清里外，加生姜以散其微寒，而其呕亦止矣。
承淡安《伤寒论新注》：发汗之剂都为辛温升散之品。生理功能往往随物质之性起一种反射作用。故发汗剂入胃肠后起升散作用，胃肠腹腔之水即随升散之性而上升，而为汗液之补充，其未经汗出者，即停于胸胃之间。但阳气已因汗而消耗，不能再化此停水。水停于中，即上逆而为吐，甚且拒绝外入之水药，即八十条之水逆证。此时当以五苓散化其停水，不能再与发汗。若更发汗，则阳气愈散，水饮愈聚，上逆愈甚而为吐不止，甚至胃肠中之功能失职，停水下趋而为下泄不止。
发汗或吐或下后虚烦不得眠者，以伤其胃腑津液，胃气失其机转之力，血循环失去平衡，肾不能多量排泄小便，于是血中存留尿素与残余之热毒相合刺激大脑皮质，致神经不宁静而为烦，烦则不得眠矣。仲师称之为虚烦者，以汗吐下伤其胃阴，故曰虚也。反复颠倒者，形容不眠之甚也。心中懊者，形容心烦之甚也。此时不特脑神经不宁，胸腔中更起炎性充血矣。治之以栀子豆豉汤者，以两者皆属苦寒之品，苦可清心除烦，寒可消炎退热；且栀子能降血压，使脑神经宁静，豆豉能生水液，以滋胃阴；两者合用，成为清心宁神之良方热病后虚烦之特效剂矣。本条上半节分两截看：“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为一截，用栀子豉汤；“若剧者”至“心中懊侬”为一截，亦用栀子豉汤。上者病轻，下者病重，其病理与病灶则皆同，故悉可用本方治之。若少气者，谓虚烦不得眠复兼少气之证也。少气者，呼吸迫促也。以胸中烦热较甚，致肺脏不安，呼吸呈迫促之现象也。甘草有消炎缓迫促之作用，故加于本方中，名曰栀子甘草豉汤。若呕者，谓虚烦不得眠复兼呕吐之证也。呕为胃阴虚而胃气上逆也。以生姜有止呕作用，故加于本方中以治其呕，名曰栀子生姜豉汤。虚烦不眠，大多起于热病之后，余热未清，正气未复之时，栀子豉汤实有特效。栀子豉汤，为温病汗吐下后余热未尽之佳方。凡温病最易耗散阴液。阴液既伤，虽经汗或吐或下后，病邪虽解，残余之热毒往往不净，成为午后潮热或五心烦热、失眠、心烦等症，本方即为特效之剂。亦可于脉证、舌证中得之。温病未解之脉为滑数，舌为黄苔；既解之后，脉数而不滑，数且无力，即为伤阴之脉，黄苔化为薄白红嫩，亦为伤阴之苔；与以本方，无不应手而效，脉舌不可不注意也。本条之脉证、舌证：脉当虚数，舌红而嫩。
苏世屏《伤寒论原文真义》：发于标阳，其机为开，误以麻黄汤发汗后，是为虚虚，脾胃之阳气绝矣，脾开窍于口，胃脉还出挟口，唇为飞门，咽为吸门，其气已绝，故水药皆不得入口，为证之凶逆。若脾胃之阳气未绝，水药仍得入口，更与麻黄汤误发其汗，必中气散乱，上则为倾吐，下则为利不止，宜理中四逆辈救之，水药不得入口，皆以为入口则吐耳，岂知其不然乎！余曾治一证，头小痛，身有微热，行则气浮，颇觉疲乏辛苦，脉沉涩，舌白红润，咽喉无痛，唯不能饮水。余不信，亲与茶试饮，彼俯首就杯，全无气能吸，如作嗅茶状；又令其仰首，张口灌入，岂知杯未到唇，即辛苦欲死，屡试皆然，余断为逆证，无法服药，至夜半呻吟神乱，自云有石一团，塞在中焦，大叫其妻搬去救命，叫至天明死矣，此水药不得入口之事实。竟有其证，特记于此。
发汗吐下后，则胃液伤矣，胃络上通于心，胃液伤，取给心液以为补充，故不渴，心液虚，则心阳无制而为虚烦(烦有虚实，虚烦则按之心下濡，烦实则大便难是也)；胃络不和，则卧不安，故不得眠；病未牵及于肾，故不躁；若虚烦之剧者，心情恶热，必反卧以挨其背，覆卧以挨其胸，颠之倒之，欲凉其心而不得，则心中懊，苦闷极矣!宜子色赤象心，苦寒气降，折心火下人于肾，淡豉色黑象肾，苦寒气浮起肾水上滋于心，为心之援助，则烦可解，此汤主之。若动则气浮，言微息短，自觉少气者，土气虚也，宜栀子甘草豉汤，以甘草大甘，培其土气主之。若因吐下动隔，气逆于中脘而呕者，宜栀子生姜豉汤，以生姜行阳，宣散逆气主之。栀子为木本，盆栽水浸，可以离土而生，则得水寒之气，最为纯全，上结子实，尖圆色赤而像心，故能上通心火而下交于肾。黑豆长圆色黑而像肾，人工腌制，其质坚实而变轻浮，故能起肾水以上交于心。先煎栀子，则药力后行，后纳香豉，则药力先行，故先水升然后火降，水火既济，虚烦自止。得吐者止后服，非栀豉之能探吐也，以其吐下后，胃肠已虚，不任栀子之苦寒，而起反抗，故止后服，亦犹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之意，以其下焦阳虚故也。少气者加甘草，何以不用参芪，以参芪温补升发，温补则增烦，升发则火上，唯甘草之大甘，和其中焦，补土而增液，则少气可除矣。若呕者加生姜，何以不用半夏，以半夏虽能降逆，然燥伤胃液，可以增烦，唯生姜辛温性湿，宣散逆气，为治呕之圣药。二方加此，均与栀豉并行而不悖故也。又按豉原方，及各条变方，栀子皆用十四枚，此何故?《素问·金真言论篇》云：南方赤色，人通于心，其类火，其数七。七乃火之成数，而二乃火之生数，二七互乘，则十四为火之极数，故用栀子十四枚，与火之极数相合，相合则相入，利用其苦寒之性，所以能泻心火而除烦。然子柏皮汤，与大黄硝石汤，栀子皆用十五，二方何以不用十四而用十五？夫十五者，非言土之生数，五与成数十相加也，乃指原方加多其一，一者水之生数内合于肾，其立意欲藉天一之水，上济于心，令心火下交于肾而已。凡分两之特异，师必有取义，《黄帝内经》所谓阴阳应象者，即此意也。
陈逊斋《伤寒论改正并注》：吐伤上焦之阳，下伤下焦之阴，汗后复上吐而下攻，则水火离开，心肾不交矣。轻则失眠，甚则颠倒懊侬。栀子清心烦，豆豉滋肾液，故主之。有栀豉证，而气短促者，加甘以缓之；有栀豉证而气逆欲呕者，加姜以平之。太阳之烦，由于寒逼包络，当用桂枝；阳明之烦，由于火盛灼津，当用白虎；少阴之烦，由于水火相离，故称虚烦，当用栀豉。
栀子豉汤，非吐剂也，汤注有“得吐”字样，是瓜蒂散之注，误在此处也。曰“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可知此是止吐，非涌吐也，果系吐剂，则已呕何得更吐？
朱壶山《伤寒论通注》：气虚则津液少，血虚则邪热生，营养缺乏，胸中燎乱，虚烦至此，何以得眠?反覆颠倒者，不得眠外状之剧也。心中懊侬者，不得眠内状之剧也。伤寒重证之传变，经汗、吐、下之递更治疗，津液大伤，气血两虚，往往有此，不必驱邪未净，留有余热也。此时得特殊休养，以饮食消息之，渐以恢复人体自然之疗能，即不医药，亦可告愈。故用栀子豉之轻描，不施以特殊之重剂。若误解为肾虚气不上行以心，心烦血不下行以资肾，成阴阳不交之少阴证，将变不得眠而为但欲寐。岂此汤所能胜任哉?至于栀子，后世《本草》解为花白入肺清热，蕊红入心清热，色黄能随心血下行入胃清热，豆形像肾，色黑滋水，制造为豉，质轻上浮，足以引阴液上行以治虚烦，虽不免穿凿附会，而于治血虚生热，因热生烦之本能，尚不背驰。香豉生霉散液，其中含有一种消化酵素，足以解除一切消化不良之壅滞，藉以利血液之循环，于虚烦二证，不无救济。《今释》者指豆豉能退热，其实是栀子之助力，非豆豉之专能。又释懊恢是心脏充血证状，识者非之。盖心为生血之脏，血愈充盈，脉愈和畅，如谓郁积而不流通，系指何证，当不在此汤范围之内。如谓苦寒能平充血，抑制机能之亢进，而药品味苦气寒者甚夥，何独取栀、豉?《评释》者谓心中懊恢为胃神经病之证状，然发生在汗、吐、下治疗之后，其损伤岂止胃之一部？此节之奥义，实非死守科学者所能知。至云得吐止后服，非谓此病一吐即愈，不必再服。亦非谓药不对证，应止后服。如不对证，何必曰得？得吐云者，烦热已解，苦寒下注，胃伤气逆，反而作吐。斯时急宜养胃，再服则苦寒益甚不但微溏，且速肠胃之蠕动，将成下利。依本论第八十五条病人旧微溏，不可与栀子豉汤之例，急宜止后服。若者，温进一服必不吐，仍可进二服也。柯、徐两家，认病在上焦，本《内经》高者越之之义，痰涎结气，一吐即出，非汗、下所能除，因指此汤为吐剂，固为错误，而张隐庵、张令韶、陈元犀与《今释》者极力争辩，亦可不必。盖汗、吐、下后，至于虚烦不得眠，岂有再用吐剂之理？若少气者加甘草，甘草含有糖质，可补血中之糖，而和缓为其主要作用，无培植中气之能力。气者发源于气海，储藏于胸中，资助于脾胃。中气不继，胸中失养，心肺不降，肝胆益横。其苦寒不惟不能清上焦之炎，反下趋以损中宫之健。用甘草者，取《内经》肝苦急，宜食甘以缓之之意，实以缓苦寒之趋下，徐以解胸膈之虚烦。若呕者加生姜，《评释者》谓利用其香辛性以调味，并刺激胃壁以增进食欲，因之得助胃之消化，所谓开胃降痰是也。胃既开，痰既降，恶气即不上冲，其呕自止。陈修园谓汗、吐、下后，肠胃已伤，中气不和而上逆，加生姜暖胃解秽而止逆，且藉以调栀子之苦寒，比《评释》者之论尤捷。
包识生《伤寒论讲义》：汗吐下后伤其阴，阴虚阳盛，则君火内炽而心烦，烦则不得眠也。若剧者，言心烦之症重者，必反覆颠倒也。反覆颠倒者，俗言床上爬到床下，床下爬到床上之义也。心中懊侬者，心烦至于极处也，俗言心里难过，说勿出的苦也。
此言汗吐下伤阴之治法也。夫汗下能伤阳，亦能伤阴，阴虚则君火内炽而作烦。此法阴虚火盛之烦，为心经之本症，症象利害，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也，用栀子鼓苦寒以泻君火。然心烦为中焦之病，若中气有热，伤及脾气，可加甘草以缓之；若中焦有寒，胃逆作呕，泻火养阴之中犹可加生姜以驱寒也。
冉雪峰《冉注伤寒论》：按此条开始一截，发汗后至吐下不止，二十字。成本以下，另作一条。发证为外证，发汗后外证当解，乃反生出里证，水药不得入口。此非药误致逆，即病变致逆。与上七十四条水逆的逆字，两两比映，太阳病不化热，即化水。五苓证。即推阐化水方面。栀豉证，即推阐化热方面。二证同有倚伏连带关系，经论对此二栏，均系在汗吐下后虚的方面着笔，潜玩文气，此截以属上化水栏内为义长。五苓证化水，侧重在汗，栀豉证化热，侧重在下。上栏化水，以汗吐下终，下栏化热，以汗吐下始。上栏煞末，结禁汗一条，下栏煞末，结忌清一条。义甚昭显。本条后三截，连出三方，曰栀子鼓汤、曰栀子甘草豉汤，曰栀子生姜豉汤，方后均注有得吐止后服字样，亦若栀子豉为吐剂也者。前贤业经辨及，此有一个很好佐证。篇末差后劳复，用枳实栀子豉汤，并不言吐，且本条方豉为四合，差后方豉为一升。多犹不吐，少用何能吐。本条少气加甘草，呕加生姜，甘草生姜，安中宣中，正以止吐。盖病为吐病，而方非吐方，故有吐有不吐，用于本证吐，用于他证并不吐。吐则郁闭开，胸隔松快，中病即止，勿俾过量，得吐止后服。气相合为得，吐而目得，吐原不误，不吐之吐，吐不大吐。恰到好处。止后服。不宁病解止后服，不解亦止后服。观不曰得吐愈，而曰得吐止后服，义已跃如。五苓栀豉。均汗吐下炎性机转的余波，证属虚性兴奋，水宜渗利，而不可过渗利。热宜清释，而不可过清释，默读潜玩，当为憬然。
刘绍武《刘绍武讲评伤寒杂病论》：
正误：本条为两条错简揉合在一起。参364条“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发汗后……必吐下不止”为桂枝汤证，汗不得法，影响了里部，形成太阴病。参277条“自利不渴，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治疗大法为温，或理中汤，或吴茱英汤。“发汗吐下后…为一个段落，少阳病，病在半表半里部，发汗吐下不及病所。热在胸中，体温不一定高，必成心中懊侬，热烦。胸腔为半表半里的重心，以心为主导，栀子豉汤清上焦胸腔之热，主反复颠倒、心中懊、虚烦不得眠。若少气加炙甘草二两，呕加生姜五两。
胡希恕《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前半段言发汗不当之后，变为水逆证，水药不得入口，若再次发汗，激动里水则上吐下泻，应服五苓散。
后半段言虚烦一病。汗、吐、下后，表里实邪尽去而发烦，故曰“虚烦”，烦躁而不得安眠，若病重则见翻来覆去，辗转不安，难以成寐。心中侬即指心烦重症，无可名状，此为热邪冲于脑，恸于心所致。故以栀子豉汤解烦去热；《黄帝内经》言“壮火食气”，若见少气，尚不能专事补益，仅加甘草一味缓其急迫状态，令其呼吸平稳，不促即可；若呕，则加入生姜止呕。栀子豉汤，仅用均为解热除烦药的栀子、淡豆豉两味，凡心中说不出来的烦躁，用之为多。方后言“得吐者，止后服”为误，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未见服本方而吐者，有些注家以瓜蒂散中用豆豉而为催吐剂作解亦误，豆豉为大豆制品，不具催吐作用，瓜蒂散催吐作用乃是由于瓜蒂而来。根据条文来看，“发汗吐下后”，何以更服吐药？栀子甘草豉汤缓急，栀子生姜豉汤治吐，更不会有催吐作用，故几处“得吐者，止后服”均宜去掉。
陈慎吾《伤寒论讲义》：凡病毒在表者汗之，在上者吐之，在下者下之。今汗吐下后为表里已无病毒存在，故谓其烦曰虚烦，非似61、69两条之虚烦也。不得眠一证，有因头部充血者，有因心脏贫血者，有因胃气不和者。虚烦不得眠者，乃因虚其津液，余热未净，一时头部充血，心液不足所致。心中，较烦为剧。反复颠倒，较不得眠为剧。虽余热轻重有别，皆以栀子豉汤主之。若于上证更见急迫少气之状，本方加甘草以缓之。若见胃气上逆而呕者，本方加生姜以止逆。
本方之证，前贤谓为心肾不交，水火不相调和者也。少气与短气不同，少气者气息微少，多在大吐下后。懊侬即闷乱不宁，甚者如中巴豆、草乌之毒状。后世所谓嘈杂，似饥而甚，似躁而轻者也。凡药之能平充血，抑制机能亢盛者，谓之寒药。能救贫血，振起机能沉衰者，谓之热药。栀子味苦寒，故治充血，亦能除热。
倪海厦《人纪-伤寒论》：发汗了以后，肠胃的津液发光了，肠胃整个虚掉了，胃阳不足了，胃的功能就停住了，煮药喝汤他不受，若再给他吃发汗的药，胃里面的东西会吐出来，会更严重，这是提醒发汗的药不要开太过了，病人的胃整个干掉了，就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整个胃黏在一起，药一下去就吐掉。
栀子，这药专门能去上焦的热，上焦就是讲肺、心，栀子去上焦的热和石膏不同，石膏去的是实热，栀子去的是虚热，实热和虚热病人都会感觉烦躁，但是虚热的人舌苔是淡黄，实热的舌苔黄而且干燥，还有看脉的力量如果是比较无力，重按就不见了，就是虚热。临床上看到病人有黄疸的时候，看到的是虚热，现代说的急性肝炎也可能用到栀子，豆豉这药本身也会发汗，但是没有桂枝麻黄那么强，是介于补药和发表中间的药。发汗吐下，会给病人发汗一定是有表证，汗吐下就是水已经去掉了，水去掉的同时，病人身体是很虚弱的，因为津液伤到了，如果半夜津液慢慢回来，胃口开了，吃东西就好了，就不用管他了，有的人没有办法恢复，就变成虚烦不得眠，如果严重的时候，就会反复颠倒，就是在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心中很懊侬，就是心中很烦闷，胃里面怪怪的，所以栀子豉汤，这个药是病后调理的药。少气就是四肢没有力量，手脚的力量不够、加甘草进去，甘草能健脾胃，能解百毒，除去胃中坏死的食物。若呕者，加生姜，生姜本来就是除烦止呕的，为什么不加半夏？因为这剂药是调理的，半夏是治病的，不需要用半夏那么强的药，因为胃中没有停水，发汗吐下后，津液才刚回来，还下是很足，用了半夏又会把津液去掉，所以只用生姜；金匮中治疗妊娠、呕吐不止的干姜人参半夏丸，孕妇吐水不止，就一定要用到生半夏。临床上用这栀子豉汤一个礼拜，急性肝炎的指数就退掉了，还有更好的药在后面，这只是最初期的。虚烦不得眠、心中懊侬、小便黄黄的、吃东西吃不下去、手脚没有力、恶心、想吐，都是肝炎的症状，所以一般身体虚的时候，一发表。发完后才会有这种现象，就用这方，所以这方是病后调理的汤剂。因为血虚，常常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灸灸三毛，睡不着、虚烦的时候，魂在眼睛上面，三毛刚好在肝经脾经交会的地方，因为脾是生血的，肝是藏血的，灸它的时候，血马上就进入肝，魂就归肝，自然就睡了。栀子豆豉两者皆属苦寒之品，苦可清心除烦，寒可消炎退热，且栀子能降血压，使脑神经宁静，豆豉能生水液，以滋胃阴，两者合用，成为清心宁神之良方。虚烦不眠，大多起于热病之后，余热未清，正气未复之时，栀子豉汤实有特效。栀子豉汤，为温病汗吐下后余热未尽之佳方。凡温病最容易耗散阴液。阴液既伤，虽经汗或吐或下后，病邪虽解，残余之热毒往往不净，成为午后潮热或五心烦热、失眠、心烦等证；所以这个证是发汗吐下以后才会有的，没有发汗吐下的话，就看不到这个证。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服用发表药以后，如果吃肉类食物所产生的虚热，也会出现这种症状。
刘渡舟《伤寒论诠解》：发汗后致使水药不得入口，可知发汗不当而使胃气受伤，这种治疗上的错误，是不顺于理的，故曰“为逆”。若再发汗，则为一逆再逆，必更伤中阳。伤于胃的反应是呕吐不止，伤于脾的反应是下利不止。可见治法若使用不当，不仅不能愈病，反而使病情加重，故临床不可不慎。
邪在表宜汗，在胸当吐，在腹应下。故汗吐下均为邪实而设。今汗、吐、下后而见心烦不得眠，说明实邪虽去但余热未尽而内蕴。表邪入里有多种途径，其证候表现亦有多种形式。从前文所涉及的，有邪传阳明表现为白虎汤证者；有邪传少阳，表现为小柴胡汤证者；亦有太阳本经传入本腑，表现为五苓散证者。本条所论，则是余邪未尽，化热入里，郁于胸膈不解。太阳受气于胸中，胸与表为近邻，故有“邪气传里必先胸”之说。本论第23条有“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讲的是太阳误下，寒邪留于胸中，而阳气被抑；本条则论发汗吐下后，余邪未尽，化热入于胸膈。二者虽有寒热之异，但病位俱在胸膈却相同。“虚烦”，是一个证候名称。烦者，热也，指病因为热邪而生；烦者，心烦也，指病证为热扰于心而致。因此，“烦”字既包含了病因，也包含了主证，即因热致烦之意。“烦”字之前冠以“虚”字借以说明病变性质，且有鉴别诊断的意义。此“虚”非指正气之“虚”，乃是与有形之“实”邪相对而言。表邪入里，若与有形之物，如水、痰饮、宿食等相互搏结，则形成实证，如热邪与痰水相结的结胸证及热邪与宿食燥屎相结的阳明腑实证等，均有心中懊憹或烦躁的见证，乃是实性之烦，而非虚烦；而本条之烦，虽也因于热邪内陷，但并未与有形之物相结，无物与之攀缘，只是无形之邪热留扰胸膈而蕴郁上焦，故称“虚烦”。也有的注家认为，本证乃因汗吐下后正气乍虚，邪热内郁所致，故谓“虚烦”，然既为正虚，为何不用补药？可见正气乍虚之说，并不妥当。虚烦虽无实邪，但却有火热之郁，故又可称为“郁烦”，它与一般的火热证，如心火、肺火、肝火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有火热，而且有郁遏。火热之邪蕴郁胸膈，不得伸展宣泄，因而致烦。其轻者，心烦不得眠；其重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憹。”懊憹，形容心中烦乱特甚，而有无可奈何之状。刘河间在《伤寒直格》中，将此比喻为像吃了巴豆或草乌头后那样的心里难受，足见“郁烦”之痛苦已非一般了。火郁当清之、发之，故用栀子豉汤清宣郁热以除烦。本方由栀子、豆豉二药组成。栀子苦寒，可导火热下行，且因其体轻上浮，清中有宣，故与芩连之苦降直折不同。豆豉气味轻薄，既能解表宣热，又可和降胃气，宣中而有降。二药相伍，既可清解胸表之热，又可宣泄火郁之烦，还可调理气机之升降出入，对火郁虚烦之证疗效颇佳。使用本方，定要先煎栀子取其味，后纳豆豉取其气。原文方后有“得吐者止后服”一句，验之临床，也有吐的，也有不吐的，因此不可拘泥。记得昔年行医时，曾诊一王姓亲戚患伤寒发热，数日后见心中懊憹，坐卧不安之证。患者心烦难耐，甚至家人近前也遭憎厌呵斥。查其脉数、舌红、苔黄，遂断为火郁虚烦证。与栀子豉汤原方服用，但对药后作吐的反应未向病家交代。当晚，患者药后作吐，家人惊恐，疑是方药有误，复邀诊视，见患者吐后已安睡。经说明情况，家人始得放心。记述此案，一则说明服本方后确有吐者，一则也提示医者，用此方时，应事先向患者交代服药后的反应，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惊恐。其实，栀子与豆豉并非催吐药，但为什么有时在药后可以吐呢？从本证病情特点看，这种吐是属正气驱邪外出的表现。因其火郁于胸膈，胸阳被困，药后火郁得宣，正气得伸，正胜邪而驱邪外出，故有吐而作解的机转。一般来说，郁烦懊憹越严重，火郁越甚，正邪交争越激烈，药后得吐的机会亦越多。这种邪郁胸膈得吐而愈与邪在肠胃作泻而解的机理相同，也可以说是《内经》关于“其高者引而越之，其在下者引而竭之”的论治法则的具体体现。但在临床上，用本方后出现得吐而解的机会也并不普遍。不见吐而使火郁得泄、心烦得除者，亦往往有之。如《伤寒明条》中即认为，服栀子豉汤后不会致吐，主张把原文“得吐者止后服”改为“得汗者止后服”。其理由是，本方为清宣之剂，豆豉又有解表之力，故可得汗而解。此说亦可供参考。后世医家根据张仲景用栀子开火郁治虚烦的道理，不断扩大了栀子治疗诸郁证的应用范围，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治疗肝气郁、血虚生热的八味逍遥散证，就是在逍遥散舒肝健脾养血的基础上，又加入丹皮、栀子，以清宣郁热为主；又如朱丹溪所用的越鞠丸，治疗气、血、痰、火、湿、食等六种郁证，其中即有栀子，以治疗火郁为主。少气是邪热伤气的表现，胸为气海，火郁于胸膈极易伤气，气虚则见少气。少气与短气不同，少气是呼吸低弱，自觉气不够用；短气是呼吸促迫，似有所阻。故一般认为少气属虚，短气属实。火热伤气，治应泻火、补气。然补气药中参芪温补，难以选用，唯甘草味甘性平而和缓，益气缓急且不助烦热，再配栀、豉清宣郁热，方与证情相宜。热能耗气，亦可动饮。《医宗金鉴》认为，热邪迫胃，饮气上逆，可以致呕。本条之“呕”，即是郁热迫胃气挟饮气上逆所致。故在栀子豉汤的基础上加用生姜降逆止呕，和胃散饮，并协同栀、豉宣泄火郁之邪。在此不选半夏止呕，可能是因其温燥而不利于火郁之证的缘故。从以上三方的配伍选药可以看出，仲景开火郁，不用黄连用栀子；治少气不用参、芪用甘草；止呕吐不用半夏用生姜，足见其制方用药之严谨，这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的。
陈亦人《伤寒论译释》：本条内容有二，各有重点，其间毫无关联，拟分别解释：
前节“发汗后······必吐下不止”。指发汗之后，出现了水药不得入口，也就是入口即吐的情况，这是病情的变逆，所以说为逆也，可理解为胃气逆而不降。可能因胃阳素虚，或兼有宿饮，发汗则阳气外越，里阳更虚，引动宿饮阻逆于上，故水药不得入口。此时即使表证未解，也不可再用发汗，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如果更发其汗，则误上加误，势必中阳大伤而脾胃之气败竭，带来吐下不止的后果。前74条有水入则吐的水逆证，治用五苓散；本条提出“水药不得入口为逆”，颇与水逆近似，因而连类相较，可资鉴别。由此可见，条文次序这样安排，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后节“发汗吐下后······栀子生姜豉汤主之”。乃论述汗吐下后的另一组变证。这组变证以心烦为主，但不同于胃津不足证，也不同于蓄水证，而是无形之热郁于胸膈证，紧接在上节之后，当是为了与蓄水证的心烦作鉴别。所谓“虚烦”，并非指烦的性质属虚，而是与有形之邪相对而言，虚，空的意思，意谓无形之热郁于胸膈，以致烦扰不安。甚则心中懊侬，反复颠倒。懊依，形容心中郁闷烦杂之甚，难以忍耐，所以辗转反侧。这种心烦不得眠，既非饮水可解，也非利水所能治，白虎之清与承气之下皆无能为力，只有轻苦微辛的栀子豉汤，宣泄其胸膈间郁热，才可能收效。若少气者，是指患者兼感气息不足，可于方中增入甘草以益中气，即栀子甘草豉汤；若呕者，乃郁热挟饮而上逆，则于方中加入生姜以散水降逆，即栀子生姜豉汤。前一节的注释，以陈氏的析理比较充分，提出与水逆证鉴别，亦有辩证意义。程氏推论未汗之先，其人已是中虚而寒，尤有助于发汗何以会发生水药不得入口及吐下不止病变机制的理解。本条变证主要为中阳损伤，张氏分为三焦，未免蛇足。柯氏认为水药不得入口是阳盛之人，胃口有热，与主阳伤说完全相反，任何症状都有寒热虚实之异，属热也不能排除，干姜芩连人参汤证的“食入口即吐”，就是胃热。然而为了自圆其说，竟将原文“吐下不止”改为“吐不止”，则有背于求实精神。而且主张宜用栀子豉汤、瓜蒂散吐之，理由为通因通用，也不符实际，不足凭信。后一节注释，成注基本正确，惟把反复颠倒解为热盛神昏，不够确切。《金鉴》以热烦属实，虚烦属虚，并以是否经过汗吐下作辩证依据，似乎极有理致，实际机械模糊。首先把治疗经过作为变证的惟一成因，是十足的机械论；再之，把虚烦与热烦相较，也不够确当，因为栀子豉汤所治的虚烦就是热郁而烦，所谓虚，只是与有形之实邪相对而言，绝不是虚证。对此，柯氏早有“要知阳明虚烦，对胃家实而言，是空虚之虚，不是虚弱之虚”的说明，《金鉴》仍从虚证解释，显然失察。至于反复颠倒，是形容不得眠而卧起不安的状况，《金鉴》却强分为身与心两种，形体状况只能属之身，居然说成“心之反复颠倒”，岂不荒唐？沈氏对心烦、不得眠、反复颠倒、心中懊侬的分析，因果相联，颇为中肯，足以纠正《金鉴》的偏颇。栀子豉汤方之功用轻清宣泄，善解胸膈郁热，对于虚烦不得眠有独特的疗效。由于栀子豉汤一类方后均有“得吐者，止后服”字句，因而大多数注家都视之为吐剂，其实是一大误解，张隐庵、张令韶等氏却能不守旧说，极辨其讹，堪称卓见。
李克绍《伤寒论讲义》：虚烦，为无形之热扰于胸中所致，是与有形之热相对而言，不是真虚，其特点是心下按之不硬。
虚烦多由汗吐下后，虚热内扰，影响神明，故心烦不眠。严重的，反复颠倒，心中懊饭。本证并非实邪，故不可下，应以清热除烦的栀子汤主治。栀子苦寒清热下行，兼利小便，香轻浮上行，透达表热，兼引水液上升。本方有清热除烦的作用，本非吐剂，但是极个别的患者，服药后，由于香豉的宣发作用，往往导致热邪乘势上逆，出现呕吐的症状，吐后热邪得以外越，症状即迅速消失，故方末有“得吐者止后服”之嘱。可见本方虽非吐剂，但究因热邪尚在胸中，且懊时已有欲吐不吐的感觉，故以热邪上越为迅即好转的趋势，故吐后即无须再服。反之，若不得吐，是邪势下行，初服之后，烦证犹在者，必须再进第二剂。若患者自觉气息微弱的，为宗气不足，可加甘草以益气；若呕者是胃不和，加生姜以和胃。
郝万山《伤寒论讲稿》：本证成因：伤寒汗、吐、下后，余热留扰胸膈。主症和病机：栀子豉汤证，所见虚烦不得眠，反复颠倒，心中懊侬，是无形邪热蕴郁心胸，郁热扰心所致。这里的烦是心胸上脘部一种闷乱不适的感觉似热非热，似饥非饥，似呕非呕，似痛非痛，莫可名状。名以虚烦，是言热邪未与有形的病理产物相结，以与水热互结的大结胸证、燥热结滞肠道的大承气汤证、湿热郁结的阳明发黄证之实烦区别开来。身热不去是余热未尽。胸中窒是热郁气机，胸中气机不畅的表现。心中结痛是热郁气机，由气及血，血脉不和所致。如结合“阳明病篇”所论栀子豉汤证来看，本证尚可见饥不能食、舌苔黄腻、但头汗出等症状。本证属热郁胸，治当用子豉汤清宣郁热。栀子甘草豉汤证，是心烦而兼见少气，这是由于误治损伤正气及火热伤气所致，故治当用栀子甘草豉汤清宣郁热，兼以益气。栀子生姜豉汤证，是心烦而兼见呕吐，这是由于胸膈郁热下扰胃脘，导致胃失和降。治当用栀子生姜豉汤清宣郁热，兼以降逆和胃止呕。栀子苦寒，既可清透郁热，解郁除烦，又可导火下行，除热于下，还有通利血脉，止疼痛之效。豆豉气味俱轻，既能透表宣热，辛散在表稽留之邪，又能和降胃气。二药相伍，降中有宣，宣中有降，为清宣胸膈郁热，治疗虚烦懊的有效良方。郁热宣散则气机畅达，气机畅达则血脉流利，其胸中空和心中结痛两证自除。既不必加理气之品，亦不须增活血之药。若兼见少气，加甘草以益气，方即栀子甘草豉汤。兼见呕吐，加生姜降逆和胃止呕，方即栀子生姜豉汤。三方在煮服时，豆豉皆后下，乃取其轻清之性。三方后皆言“得吐者，止后服”。因为在发汗方剂后常有“得汗后，止后服”，在泻下方剂后常有“得下后，止后服”一类的话，所以看到“得吐者，止后服”，容易使人误认为栀子豉汤一类的方剂具有催吐作用，实际上，栀子和豆豉都不具有催吐作用。那么为什么药后会出现呕吐呢？这是因栀子豉汤一类方剂，治疗热郁胸膈证，服药后火郁得开，胃气得伸，正气驱邪外出，往往有一吐为快的机转，故有可能作吐而解。特别是在病人心中懊，欲吐不得吐的情况下，服药后更容易一吐为快。吐后胸中郁热随呕吐物得以外泄，所以就不必继续服药了。这正像表邪可随汗解，里热可随下泄，湿热可从尿除一样。胸膈郁热越重，药后出现呕吐的机会也越多。不过，临床上也常见服栀子豉汤后病情好转或痊愈而不呕吐的情况，因此药后是否呕吐，并不能一概而论。现代临床单用栀子豉汤一类方剂的机会较少，我常常将栀子配人辨证论治的方剂中，用于治疗神经症、抑郁症、躁狂症、更年期综合征的心火盛的心烦，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呈心前区灼热疼痛者。
姜建国《伤寒论讲稿》：【76、77、78合论】以上三条主要论述栀子豉汤证的病因病机、主症、治法及方药。本证又叫做虚烦证，多由汗吐下误治，表热内陷于胸膈所导致。热邪扰乱心神，轻的时候，心烦不得眠；重的时候，在床上反复颠倒，心中难忍。既然是无形之热郁滞于胸膈，治疗应当清宣郁热，方用栀子豉汤。
栀子豉汤治疗虚烦证，应该根据不同的兼证适当地加减。例如病人自觉气息微弱不足的，这是吐下耗气导致的气虚，加炙甘草补益中气，名叫栀子甘草豉汤。若是兼呕的，是胸膈之热波及了中脘，导致胃气上逆，加生姜以降逆和胃，名叫栀子生姜豉汤。如果汗下之后，不仅心烦，而有胸中窒塞感，或者有心中结痛的，这是胸膈气机郁滞下连心中(胃脘)的缘故。尽管痛在心中，但主要病机仍然是热郁胸膈，所以仍然可以用栀子豉汤治之。栀子豉汤属于相反相成的对药组成，栀子苦寒，清热除烦，善于下行;豆豉辛凉，气味轻浮，长于宣透。两味药一升一降，一清一宣，上下分消，是治疗热郁胸膈心烦的良方。
【疑难解析】
(1)虚——名词术语的相对性问题：本条的“虚”字，与前面21条的“攻”字一样，也是具有相对性的特点。《内经》讲“精气夺则虚”，这是“虚”字的本来意思。从这点看，本条的虚烦应该是因虚而烦，但是栀子豉汤却不是补虚的方子，这就证明了本证的烦，虽然叫做“虚烦”，却与“虚”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本条的“虚”，不属于真正的虚，具有相对的意义。“虚”的本义，应该是邪气无形的意思，是相对有形实热而言的，例如后面的痰热结胸证与阳明胃家实，它们的烦就不叫做“虚烦”。总而言之，在仲师看来，无形的邪气可以叫做“虚”，有形的邪气可以叫做“实”，这就是名词术语的相对性，所以当原文中有“虚”字的时候，我们应该具体脉症作具体的分析。(2)得吐者止后服——顺文释义的问题：本方的方后注有“得吐者止后服”的医嘱，有的注家可能受汗法和下法的影响，例如桂枝汤方后注就说“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小承气汤方后注也说“若更衣者，勿服之”于是就习惯性地顺文释义，将栀子豉汤视为涌吐之剂，当然也引起了其他注家的异议。问题就出在读书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虚烦证本来就病在高位，胸膈牵连胃脘的气机不畅，有的会有泛泛欲吐的感觉。另外，方中的豆豉气腐性浮，所以服汤后，有乘势上涌作呕的可能。一旦呕吐了，胸中的郁热外越，虚烦也会停止的。但是这仅仅属于特殊情况，大多是服后并不呕吐而病愈的。因此，后世注家据“得吐者止后服”这句话，认为本方属于吐剂，是顺文释义缺乏分析造成的误解。仲师的语言虽然古朴简捷，涵义却十分的深奥，仅仅靠顺文释义是读不通《伤寒论》的，本文就是例证。
吕英《伤寒一元解》：
1．第76条“汗后，水药不得入口”属中气大虚的胃气不降，名“逆”。
2．在已逆的前提下，更发汗加重中气的伤害，升降乖乱，出现上吐下泻。
3．另一种病势为汗、吐、下后，中气受损，胃阳明防线功能下降后，邪热上扰致心神不安、虚烦不得眠，同时影响肺胸膈阳明失降，邪热更盛，出现不知所措、坐卧不安的“反复颠倒，心中懊侬”。
4．治疗重在清宣在上之邪热，栀子（十四个）豉（四合）汤主之。
5．此方少气者针对的是火邪及阳明阳土的不足，因阳明从中，故邪热在上的少气不用人参，而用炙甘草扶益土气，并防阳明从中的虚化、寒化。此乃第76条少气者用炙甘草之理。
6．呕者，胃气不降，第76条因阳明阳土已发生虚寒，即胃阳不振，故加生姜振奋胃阳、散寒水之气而止呕。
7．邪热壅滞胸膈，得吐则气结打开，因第76条胃气已虚，故得吐止后服，祛邪而勿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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