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仲景脾胃学说对后世医流派及其临床影响
仲景以脾胃为本的学术思想不仅将《内经》、《难经》等确立的脾胃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临床实践，而且对后世医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对易水学派及温病学派产生重大的影响。仲景脾胃学说对中医脾胃学说形成和完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1 仲景脾胃学说对易水学派脾胃学说的影响
易水学派是以宋金时代易州名医张元素为代表的，以阐发脏腑病机及辨证治疗为中心内容的一个医学流派。易水学派中比较著名的医家有张元素、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其学术渊源主要有《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华氏中藏经》等。其中，仲景的脏腑传变理论对易水学派脏腑辨证、仲景的遣药制方对易水学派遣药制方产生重要影响，
仲景脾胃学说相关内容在其中起到重要联系作用。
仲景脾胃学说与易水学派脏腑辨证的影响
虽然《华氏中藏经》更系统的叙述了脏腑的虚实寒热病证，但在脏腑传变理论中，《伤寒杂病论》对易水学派的影响尤大。仲景脾胃学说与易水学派均以脾胃为本，《伤寒杂病论》虽没有专门论述脾胃学说的篇章，
但有关脾胃病证治约涉及四分之一篇幅，其顾护脾胃思想贯穿于辨证论治始末。比如《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是融脏腑、经络、气血、阴阳、气化、邪正斗争、辨证、治法、方药、调护在内的综合性临床辨证论治体系。而易水学派李杲的《脾胃论》中，论临床疾病以内伤为主，强调饮食劳倦及七情过用为因，通篇以脾胃为中心，对后世临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补土派”的鼻祖。
仲景脾胃学说是易水学派脏腑辨证的基础
《伤寒论》中论述了三阳病在腑，三阴病在脏，随着疾病的变化，
各脏腑病变可相互影响和转化。一般言，三阳病以祛邪为主，但祛邪不伤正，如《伤寒论》第一方桂枝汤中用生姜、大枣、甘草，少阳病之柴胡剂用人参、大枣、甘草，十枣汤用大枣，五苓散用白饮，白虎汤用粳米等；或峻剂中病即止，如承气汤、大陷胸汤得下止后服，或阳明三急下证之用大承气汤急下存阴，皆在护胃气。三阴病以扶正为主，如太阴病之“当温之，宜服四逆辈”，少阴病之四逆汤，取姜附相配，补火生土，
脾肾同调。少阴病、厥阴病为疾病危重期、终末期，有亡阳证、除中证， 其预后转归取决于胃气、阳气，扶阳气、顾胃气成为治疗关键。《金匮要略》更是明确地指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脏腑传变理论，体现了疾病变化的多样性，展现了临床外感与内伤相兼，纷繁复杂的病理机转。
李杲强调以脾胃为中心，根据五行生克乘侮理论，提出五脏脾胃病：以“不能食而肌肉削，右关脉缓而弱”为脾胃本病本脉；另有肝之脾胃病：“本病本脉中兼见弦脉，或见四肢满闭，淋溲便难，转筋一二证”、“当于本经药中，加风药以泻之”；心之脾胃病“本病本脉中兼见洪大，或见肌热，烦热，面赤而不能食，肌肉消一二证”、“当于本经药中，加泻心火之药”；肺之脾胃病“本部本证脉中兼见浮涩，或见气短、气上，喘咳、痰盛，皮涩一二证”、“当于本经药中，兼泻肺之体，及补气之药”；肾之脾胃病“本部本证脉中兼见沉细，或见善恐欠之证”、“当于本经药中，
加泻肾水之浮，及泻阴火伏炽之药”。但李杲仍强调“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69]”。体现了仲景脏腑传变理论是易水学派脏腑辨证的基础。
易水学派脏腑辨证是对仲景脾胃学说补充和发展
在六经转变中，少阳为表里之枢，阴阳之枢，脾胃为上下升降之枢。病变由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发展演变，反映了邪气由表入里，由阳入阴的过程。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无不体现由始而极，由盛转衰，由阳转阴的动态变化，阳明病正邪剧烈交争之后，随之正气渐减，邪气渐退，而进入正邪相持或进退之少阳阶段。少阳居于阳明与太阴之间，少阳往太阴或阳明传变取决于脾胃功能，虚则太阴，实则阳明，邪欲往太阴则寒，欲往阳明则热，故出现寒热往来。顾护太阴是少阳和法主要体现，即治疗少阳病应用和法，一方面要清阳明、少阳之热，故用柴胡、黄芩。另一方面要固护太阴防传三阴，故用人参、炙甘草、大枣、半夏，寓有护正，防阳证转阴之意。因此，顾护太阴脾脏是防三阳病传三阴的重要方法，也是引三阴之邪出三阳的重要方法。
因此，张仲景治疗治疗脾胃虚弱，阴阳失调之虚劳病，即“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用小建中汤，温补脾胃，调和阴阳，实为开甘温除热之先河。李杲治疗内伤中热证，身热而烦，气高而喘，渴而脉洪大，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李杲认为，只有谷气上升，脾气升发，元气才能充沛，
生机才能活跃，阴火才能潜藏。故用补中益气汤，补其脾胃，升其阳气， 泻其火热，为甘温除热之典范。在治疗中暍方面，仲景将中暍分为两型：白虎加人参汤证为阳证型，一物瓜蒂汤证为阴证型。李杲结合前人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中暑、中热的区别，并立清暑益气汤从脾胃入手治疗，
是李杲治暑的代表方。
易水学派又一名家王好古更是突破了元素、李杲论治的范围。如“牌印将军完颜公子“验案，王好古以脉沉涩和胸隔四肢无大热，诊患者为饮食冷物，内伤脾胃，外现假热的外阳内阴证[70]。与李杲所说脾胃内伤的热中证大致略同，但本案是脾阳伤，而不是脾阳下陷，故不用补中益气汤，而有调中汤（理中汤加茯苓）温养脾胃治之而愈。列举了仲景当归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理中丸等方证阐明内伤三阴的病机。其中，理中丸是仲景用以治霍乱“寒多不用水者”和“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者，统属中焦脾胃虚寒之证。诸如此类证候与方剂演化关系，体现了易水学派脏腑辨证是对仲景脏腑传变理论补充和发展。
仲景脾胃学说对易水学派遣药制方的影响
从方剂学范畴讲，易水学派中有许多方剂是从《伤寒杂病论》中衍化而来的，比如补中益气汤启自半夏泻心汤，厚朴温中汤启自理中汤，
润肠丸启自麻子仁丸，凉血地黄汤启自黄土汤等。体现了仲景的遣药制方是易水学派遣药制方的基础，易水学派遣药制方补充和发展了仲景学说的内容。
仲景脾胃学说是易水学派遣药制方的基础
仲景升降并重，故用药力求气味质地平衡。如半夏泻心汤是仲景为痞证所设，“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宜半夏泻心汤”。仲景针对脾胃升降功能失常设立半夏泻心汤，全方辛开苦降、寒温并用，具有和阴阳、顺升降之功，从而达到恢复中焦升降，消除痞满的目的。李杲东垣注重脾胃升降功能，指出“脏腑的升降浮沉，以脾胃为枢纽”，但同时又认为只有脾气升发，六气才能充沛，故特别强调升的一面[71]，大抵脾胃虚弱， 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首创补中益气汤等升补阳气之剂，足以看出其注重升发脾气。
枳术丸出易水学派的鼻祖张元素，由枳实、白术组成，用于治疗脾虚湿滞之脘腹胀满等症。枳术丸《金匮要略》的枳术汤衍化而来。枳术汤枳实用量倍于白术，治“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与枳术丸不同的是重用枳实，意在以消为主；而张元素的枳术丸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改汤为丸，用白术二两，枳实一两，以荷叶包裹烧饭为丸，
意在补中兼消。又如李杲《兰室秘藏》的枳实消痞丸，由枳术丸和半夏泻心汤加减而成；李杲《内外伤辨惑论》的枳实导滞丸，即三黄枳术丸加炒神曲、茯苓、泽泻组成。此外，仲景理中汤和东垣厚朴温中汤、仲景大黄黄连泻心汤和东垣三黄丸、仲景麻仁丸和东垣润肠丸、仲景桃花汤和东垣诃子散、仲景旋复代赭石汤和东垣通幽汤等，诸如此类方剂演化关系，体现了仲景的遣药制方是易水学派遣药制方基础。
易水学派遣药制方补充和发展了仲景脾胃学说的内容
张元素认为“古方新病，甚不相宜”，他善于师《伤寒杂病论》遣药制方之法，而化裁新方，如九味羌活汤是张元素在麻黄、桂枝二汤的基础上化裁而来，成为四时发散通剂，使人用之不犯三阳禁忌。张元素更是按药物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的作用，制订了药类法象，对药物的分类，
区分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等五大类。如药物味之薄者，气之厚者属阳，最于风升生，热浮长一类中；气之薄者，味之厚者，属阴，最于燥降收，寒沉藏一类中；气平，味淡者，归于湿化成一类中，此种药物分类法，是张元素独到之处，亦是对张仲景遣药制方补充和发展。
又如《伤寒论》的半夏泻心汤名曰泻心，实则泻胃，主要针对脾胃而设，李杲认为非独脾胃有升降，整个人体也是清升浊降，这是东垣升清降浊理论精华所在，补中益气汤等组方：“今所立方中，有辛甘温药者，非独用也，复有甘苦大寒之剂，亦非独用也，以火、酒二制为之使，引苦甘寒之药至顶，而复入于肾肝之下，此所谓升降浮沉之道[69]”。无疑是对辛开苦降之法的长足发展。
总之，易水学派张元素、李杲、王好古等人，以仲景脾胃学说为基础，并补充了仲景脾胃学说的不足，使中医理论体系得到充实和发展。
2 仲景脾胃学说对温病学派的影响
《伤寒论》所阐述的外感疾病是包括温病在内的多种急性热病，开创了温病辨证论治的先河。但《伤寒论》对于温病的发病机理、演变规律、辨证方法、治疗原则和方药运用等一系列问题尚缺乏完整、系统的论述，温病学派通过临床实践发现了这些问题，于是脱却伤寒，另立新说，提出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为主体的全新的温病辨证体系。伤寒学对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两学派之间具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脾胃学说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仲景脾胃学说对温病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仲景脾胃学说是六经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的纽带
六经辨证认为风寒外袭，太阳首当其冲，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传变。其中，阳明和太阴是体现寒热虚实病性的关键，而阳明和太阴与脾胃关系最为密切，即不管六经病邪性质（寒热）
如何、六经传变的形式（顺传、逆传、越经等形式）如何，如胃气盛， 则可归阳明而为热证、实证。正是《伤寒论》第 184 条所言“阳明居中，
主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卫气营血辨证是清代医家叶天士对六经辨证的发展，它代表病证浅深的四个不同的层次或阶段，用以说明某些温热病发展过程中的病情轻重、病变部位、各阶段病例变化和疾病的变化规律。温病的发展，一般是按卫、气、营、血这四个阶段传变的。卫气营血辨证认为温邪上受，从口鼻而入，首先犯肺，入里化热，按卫、气、营、血这四个阶段传变的。正所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卫之后方可言气，营之后方可言血”。尽管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对疾病的病因、传变方式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外邪入里化热，邪正交争与而发热，这种认识是相似的。在邪正交争中，脾胃的强弱起到重要作用，正如张介宾解释《灵枢·师传》的“脾者主为卫”为“卫者，脏腑之护卫也[7]”。脾胃健旺，五脏之气皆能充养，对外能防御邪气入侵，对内能维持自身稳定，故为脏腑之护卫。
六经病中阳明病与卫气营血辨证中气分证的辨证论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阳明病脉证并治的理法方药为温病学派直接应用。
阳明经证出现的高热，不恶寒，反恶热，汗多、气粗，口渴喜冷饮，
脉洪数或滑数，舌红，舌苔由白转黄或黄而干燥等表现，这些表现实为卫气营血辨证的气分实热证，可用白虎汤；阳明热盛，出现发热、汗出， 舌上燥而口渴甚，或伴见时时恶风或背微恶寒，这些表现实为卫气营血辨证气分证热伤阴津，可用白虎加人参汤。阳明腑证出现的大便燥结，
腹痛或压痛，甚至胡言乱语，狂躁不安，苔黄厚干燥，甚或干黑起刺， 脉沉有力，这些表现实为卫气营血辨证的气分证热结肠胃，可用承气汤；阳明病变证，湿热交阻，熏蒸肝胆，出现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满等表现，实为卫气营血辨证的气分证热郁肝胆，可用茵陈蒿汤。
六经辨证中阳明病一些症状或变证也包含了卫气营血辨证中营血分的表现，其辨证方法亦为温病学派所认同。
阳明腑实出现的“谵语、潮热”与热扰心神，内陷营血的一些表现相似；阳明病出现“下血谵语，此为热入血室”，此条阳明热盛，血热上扰神明则谵语，血热妄行则下血，包括便血和阴道出血等。下血、谵语是热入血分的主要表现；《伤寒论》第 202 条：“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此条所言为热入血分，灼伤血络，迫血妄行，必致衄血，甚至可致吐血便血。仲景指出“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为热在血分的重要标志，此观点得到后世医家所认同。如吴鞠通《温病条辨》就有“太阴温病，寸脉大，舌绛而干，法当渴，今反不渴者，热在营中也[62]”的论断。
但必须指出的是，仲景针对热入营血辨证论治还不全面，尤其在治疗方面还缺乏有效方药，而后温病学派补充了仲景之不足。如在辨证方面，注重舌诊，热在营血分，出现舌绛少苔。在治疗方面，提出“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直须凉血散血”的原则。故热在阳明血分，治宜凉血清热，降火止血，可选用犀角地黄汤之类。
仲景脾胃学说是六经辨证与三焦辩证的纽带
三焦辩证是吴鞠通在《内经》三焦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温病传变规律的特点着重阐述了三焦所属脏腑在温病过程中的病理变化，证候特点及治疗法则。三焦辨证为温病重要的辨证方法之一。三焦辨证认为温病一般始于上焦手太阴肺，然后传入中焦脾胃，最后终于下焦肝肾。在三焦辨证中，邪在上焦主要表现为手太阴肺经和手厥阴心包经的病变；病在中焦则表现为脾胃功能障碍的证候；邪入下焦，主要反映出足厥阴肝和足少阴肾的病变。上、中二焦病变，多属实证。下焦病变，多为虚证。脾胃在六经辨证与三焦辩证的联系中起到重要枢纽作用。
六经病中阳明病与三焦辩证中焦证的辨证论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阳明病脉证并治的理法方药为温病学派直接应用三焦辨证的胃经热炽、肠道热结证治与伤寒阳经证、阳明腑证的证治相同，白虎汤、承气汤等方药被广泛用于三焦辨证中焦的辨证论治中。
六经传变中胃气盛衰决定六经传变的寒热虚实，对三焦辨证中焦湿热辨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湿热病邪犯及中焦脾胃可见身热不扬，不为汗解，缠绵难愈，胸闷脘痞，呕恶欲吐，身重肢倦，苔腻脉濡等症。湿与热相合轻重有别，与胃气盛衰关系密切。如胃气素虚、湿邪偏盛者，多表现为湿重于热，甚至出现湿从寒化，表现为寒湿中阻；如胃气素盛、热邪偏胜者，多表现为热重于湿或湿热并重之证。
六经传变中注重三阴寒化，为三焦辨证提供了学术发展的空间仲景注重三阴寒化证治，因此，六经传变中太阴（脾）寒化，进一步往少阴（肾），厥阴（肝）阳虚发展是伤寒学的重要内容；而阳明（胃）
热化，伤津耗阴，进一步往少阴（肾），厥阴（肝）阴虚发展是伤寒学的不足，同时为后世温病学提供发展的空间。
吴鞠通认为“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邪在阳明久羁，或已下，或未下，身热面赤，口干舌燥，甚则齿黑唇裂，脉沉实者，仍可下之；脉虚大，手足心热甚至于手足背者，加减复脉汤主之[62]”。吴鞠通针对中焦热病久羁，阳明（胃）热化，往肝肾下焦发展，导致热耗肾阴， 或阴虚动风，在吸取仲景炙甘草汤方义的基础上，创加减复脉汤、大小定风珠等方，并针对下焦肝肾阴虚的不同表现，采取了不同的方药。如：若下后大便溏，脉数者，与一甲复脉汤；真阴欲竭，壮火复炽，心中烦，
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夜热早凉，热退无汗，热自阴来者，青蒿鳖甲汤主之；热邪深入下焦，脉沉数，舌干齿黑，手指但觉蠕动，急防痉厥，二甲复脉汤主之；既厥且哕，脉细而劲，小定风珠主之；热邪久羁，吸铄真阴，脉气虚弱，舌绛苔少，时时欲脱者，大定风珠言主之。因此，三焦辨证是六经辨证的发展，在这过程中，脾胃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
脾胃分治思想源于仲景脾胃学说
脾胃分治理论的提出以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贡献为大，明确了脾胃分治，创立胃阴学说。但客观地分析，脾胃分治思想应源于仲景脾胃学说，而胃阴学说则是叶天士对仲景脾胃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脾胃分治在仲景脾胃学说的体现
（1） 六经辨证将脾胃分属阳明、太阴，病理上突出寒热虚实主证的不同。在太阴和阳明病脉证并治篇首条即以提纲证的形式，开宗明义揭示出太阴病与阳明病所表现出的虚寒与实热的不同证候特点。《伤寒论》第 273 条：“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呕，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
《伤寒论》第 180 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太阴病总的证候特征是脾气虚寒证，治宜温中健脾，“宜服四逆辈”。阳明胃属阳燥之土， 其为病，所以阳明病多表现为热证、实证。其主方为白虎汤、承气汤之类。正因为脾脏胃腑具有不同的病理特点，证候表现寒热虚实有别，所以在六经辨证中分属太阴、阳明，足以彰显二者不同。
（2） 脾气虚寒与胃气虚寒同为虚寒证，但两者各有不同的临床表
现与治疗原则。脾气虚寒表现为“腹满而呕，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伤寒论》第 273 条）”，其中证候重点在于脾气不升引起的“
自利益甚”症状；胃气虚寒突出“阳明病，不能食，名中寒（《伤寒论》第 193 条）”，“食谷欲呕，属阳明也（《伤寒论》第 124 条）”， 强调的是“不能食”和“食谷欲呕”等胃不受纳的表现。在治疗上，仲景对脾气虚寒证提出“宜服四逆辈”。同为虚寒证，但对于胃气虚寒证则用吴茱萸汤治疗，“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伤寒论》第 124 条）”。可见脾脏胃腑即使同为虚寒证，但在临床表现、治法、方药上也有不同。
（3） 脾寒胃热常常兼见同病，治疗上分而兼顾。脾之为病多表现
为虚寒证，胃之为病多呈现出实热证，但二者又非水火不容，可以兼见同病。如脾寒胃热同时出现的寒热虚实互结一证，即以半夏泻心汤为代表的三泻心汤证。半夏泻心汤证作为一种转归，则是误下后，损伤胃气，邪由少阳转太阴，阳明邪热转阳明湿热。根据阴阳所偏，从胃阳化热，从脾阴化寒，形成胃热脾寒证。脾气不升，胃气不降，升降失常，气机痞塞，则心下痞满。脾失健运，清气不升，则腹泻肠鸣；胃气失和，
浊气不降，则恶心呕吐，构成半夏泻心汤证。虽然分析病机要脾胃分论，但在出现脾胃同病时，仲景遣方用药则兼顾脾胃。半夏泻心汤以半夏为君药，和胃降逆，干姜、人参、炙甘草温脾补气，黄芩、黄连清胃中湿热，突出体现了仲景兼顾脾胃的深刻寓意。
胃阴学说是叶天士对仲景脾胃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1） 仲景创益胃养阴方药，为甘凉（平）濡润之法奠定基础。仲景在阳明病脉病并治中列出用于阳明热盛，耗伤气阴的白虎加人参汤；又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辨证论治中列出了用于余热未清，胃气阴两伤的竹叶石膏汤。对于竹叶石膏汤，《医方集解》曰：“此手太阴、足阳明药也，竹叶、石膏辛寒以散余热；人参、甘草、麦冬、粳米甘平以益肺安胃，
补虚生津；半夏之辛温以豁痰止呕，故去热而不损其真，导逆而益其气也[32]”。此外，在《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并治》中列出用于治疗肺胃阴虚，虚火上炎导致肺痿的麦门冬汤，方中以麦门冬为君，
滋阴清热，又配伍人参、粳米、甘草、大枣健脾益气。这些方药为开甘凉（平）濡润之法奠定基础。
（2） 叶天士创胃阴学说，补充仲景脾胃学说的不足。仲景虽然创养阴益胃之方药，但在论述胃阴理论方面还不够完善。叶天士注重脾胃、倡养胃阴的观点，是对伤寒学的发展。《临证指南医案》中的许多观点，
如“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阴土，得阳则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脾喜刚燥，胃喜柔润”等[66]，构成了叶氏胃阴学说的主要内容。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来看，胃阴学说都具有相当的创新性。综合《临证指南医案》中有关医案可以看出，叶天士以不饥不纳或少纳、音低气馁、口干舌干、大便秘结为胃阴不足的主要指征，以清养悦胃、甘凉濡润、酸甘济阴、甘缓益胃为养胃阴的主体方法，以北沙参、麦冬、玉竹、石斛、生扁豆、粳米、甘草等为养胃阴的基本药物，形成了一种理法方药一线贯串的完整理论。《临证指南医案》所载的养胃阴之方（麦冬、生扁豆、玉竹、生甘草、桑叶、大沙参），被后世命名为“叶氏养胃汤”，现已成为治疗各种阴虚型胃病的基本方，是叶氏在仲景基础上的创新。温病学派补充了伤寒学的不足，使中医理论体系得到充实和发展。
3 仲景脾胃学说对当今临床的影响
仲景脾胃学说对当今临床影响很大，在方药运用方面，仲景所创制的治疗脾胃病的方药，成为当今临床直接或间接运用，取得十分满意的治疗效果，同时也揭示了经方临床疗效的科学内涵。如胆汁返流性胃炎属于中医痞满症的范畴，张耀泉[72]采用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胆汁返流性胃炎 48 例，总有效率为 89.6%。任军芳[73]采用半夏泻心汤治疗小儿寒热夹杂泄泻 90 例，总有效率 94.4%。提示该方有泄热、温中、降逆止呕、补中益气、调节胃肠机能等作用。为了探讨慢性胃病各主要证型与 HP 感染的关系，历兰娜等[74]对经胃镜检查确诊为各种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患者共 325 例作了 HP 检测及中医辨证分型，结果表明，半夏泻心汤证组发病率最高（36.3%），而 HP感染阳性率也以该组最高（81.4%）。两项与余各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林寿宁等[75]通过实验性乙酸大鼠胃溃疡模型，采用放射免疫方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研究由半夏泻心汤化载而成的复方中药安胃汤（黄连、干姜、半夏、苍术、乌药、木香、百合、丹参、白芍、甘草）提高慢性胃溃疡愈合质量机制。提示安胃汤可能通过提高血清 EGF 和增强胃粘膜 EGF，EGFR及 TGF-β1 表达， 增强胃粘膜保护作用而提高溃疡愈合质量。周相等[76]用连苏四逆散加减
（川连、苏梗、柴胡、白芍、枳实、甘草）共治 73 例胃脘痛患者，总有效率为 94.5%。丁静等[77]用四逆散加味（柴胡、枳壳、白芍、川子、延胡索、丹参各 10g，炙甘草 5g，大枣 3 枚）共治 82 例胃脘痛患者，总有效率 84.5%。如何更有效地控制消化性溃疡复发，目前尚无肯定有效方法， 彭淡君[78]采用加味四逆散（柴胡、白芍、枳壳、延胡索、香附、佛手、蒲公英、乌贼骨、白及、黄芪、白术、炙甘草）共治 52 例消化性溃疡患者，总有效率为 94.3%，1 年复发率为 4.7%，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治疗组药价经济实用。
第四部分 结论
1 仲景脾胃学说的核心思想
仲景脾胃学说将《内经》、《难经》等脾胃理论运用于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和杂病辨证论治体系中，开创脾胃病辨证论治的先河。
2 仲景脾胃学说的主要内容
脾胃功能决定六经传变和脏腑传变的方式和性质
胃气盛六经传变和脏腑传变可由深转浅或不传变；胃气弱六经传变和脏腑传变可由浅转深；胃气盛六经传变和脏腑传变的性质多为实证、热证；胃气弱六经传变和脏腑传变的性质多为虚证、寒证。
脾胃病症状是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的重要依据
在六经辨证方面，用脾胃病症状诊病识证；用脾胃病症状阐述病因病机；用脾胃病症状阐述治疗原则和选方用药；用脾胃病证状阐述疾病预后。
在脏腑辨证方面，仲景脾胃学说体现了诊断疾病注重脾胃，认识疾病注重脾胃，很大程度上以脾胃病症状命名病名、辨别病性。
六经病和杂病在治则治法方面注重脾胃
在六经治法体系方面，仲景脾胃学说体现了病在太阳，助胃气以祛邪；病在阳明，清泄燥热以存胃阴；病在少阳，顾护太阴防传三阴；病在三阴，温补脾阳防恶化；差后劳复，调理脾胃以顾本等内容在杂病治法方面，《金匮要略》杂病约 60 余种，从脾胃论治者达 28 个病证，立法分别以温中散寒、健脾除湿、和胃降逆、温阳化饮、甘温补中、清胃泄热、泻下去滞、除湿退黄等；在心、肺、肝、肾等它脏病的治疗中，十分注重调治脾胃，体现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一脏腑传变理论的灵活运用等内容。
处方、用药和调护注重脾胃
对《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处方用药的分析显示，在药物归经方面，中、高频方数药物的使用频数以归脾经、胃经为最多；在药物性、味方面，中、高频方数药物的使用频数以温热、平性类属性，以及甘味、辛味类属性药物为多。提示仲景高密度地、高重复率地使用归脾经、胃经药物，温热类、平性类药物以及甘味、辛味药物。
此外，在处方用药、配伍煎煮、服药调理，仲景都十分注重脾胃，
形成了其处方、用药和调护特点，而这些处方、用药和调护特点是仲景脾胃学说的重要内容。
3 仲景脾胃学说主要特色
在理论阐述方面，仲景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脾胃，但注重脾胃思想贯穿于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与杂病辨证论治体系过程中，注重脾胃在六经辨证论治和杂病辨证论治的作用与地位是其理论特色。
在临床运用方面，仲景将脾胃病证融汇到六经病和杂病中去，从六经病和杂病辨证论治中都可以领略到脾胃病辨证论治的具体内容，开脾胃病辨证论治之先河。
运用仲景脾胃学说可以分析和解释仲景学说许多学术和临床问题。如太阳中风证候特点、阳明发热、少阳和法、太阴寒化、少阴急下三证、厥阴寒热趋向及预后等进行合理的分析。
4 仲景脾胃学说对临床指导意义
仲景对脾胃病的辨证方法是临床诊病识证的主要方法。如“腹满不减，减不足言”者为胃肠里实；“腹满时减，复如故”者为脾虚不运；“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等仍是我们临床重要的辨证方法。
仲景创制脾胃病方药对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主治脾胃虚寒之理中汤；脾胃虚弱，阴阳失调之小建中汤；胃气阴两虚，余邪未尽之竹叶石膏汤；阳明发黄之茵陈蒿汤等至今仍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方药。
注重脾胃功能在六经辨证论治和杂病辨证论治中的作用与地位，是“治未病”思想在临床中的具体具现。通过调理脾胃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传变对当今“治未病”思想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5 仲景脾胃学说对后世医学流派的影响
仲景脾胃学说对易水学派、温病学派等后世医学流派产生重要影响。如注重脾胃在脏腑传变的作用是张元素脏腑辨证理论的基础；温补脾胃，
调和阴阳治疗内伤发热是李东垣温补脾胃，升阳泻火的基础；仲景脾胃学说是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联系的重要纽带，脾胃分治理论来源于仲景脾胃学说等。
6 仲景脾胃学说研究的创新点
把《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关脾胃学说的内容进行全面的研究，
提出仲景脾胃学说的概念，总结和凝炼出了仲景脾胃学说的核心思想、主要内容、主要特色和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系统地对《伤寒论》112 首方剂，药物 83 味以及《金匮要略》172 首方剂，药物 158 味，从归经、药性和药味等方面与脾胃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阐述了仲景处方用药规律以及与脾胃的关系。
首次从病名、证候、症状、病因病机分析、治法、方药、方药加减、类证时方等方面入手，对与六经病证和杂病相关的脾胃病证的辨证论治进行全面整理，使之更适应临床。
探索了仲景脾胃学说的理论渊源和对后世学流派的影响，为创新中医理论提供借鉴。
7 后续研究展望
仲景脾胃学说是仲景学说的主要内容，又是中医脾胃学说的主要内容，对仲景脾胃学说的研究有利于对经典著作的学习与理解，使经典更适用于临床。在后续研究中，应在如下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
一是进一步在理论上探索脾胃功能与六经传变和脏腑传变的内在规律，在中医理论上进一步创新。
二是对六经病和杂病的有关脾胃病的证候进行进一步规范，可结合现代医学加入一些客观化指标。
三是对脾胃病有关经方进行量效关系研究，探索脾胃病经方药物的合理、有效的用量。
四是进一步开展临床研究，扩大经方治疗脾胃病及相关疾病的范围，
探索经方治疗脾胃病的科学内涵。
参 考 文
献（略）
附录 1 综述
仲景脾胃学说研究概况
脾胃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中医学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学说[1]。仲景并未专论脾胃，但其脾胃学说理论贯穿于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和杂病辨证论治体系过程中，仲景以脾胃为本的学术思想不仅将《内经》确立的脾胃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临床实践，而且开后世李东垣的温阳升脾说、叶天士的滋阴降胃说和李中梓的脾为后天之本说等先河，对中医脾胃学说形成和完善起到了承前启后作用。近十几年来，不少学者对仲景的脾胃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在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综述如下。
1 理论研究
近十几年来，一些学者等专门对《伤寒论》脾胃学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胡小勤[2]把仲景脾胃学说特点归纳为详于病理略于生理；详于脾阳而略于脾阴；注重顾护胃阴；以胃气为本；注重脾胃的转枢作用等方面。李合国[3]则总结为六经发病，重在脾胃；六经传变，脾胃为枢；立法处方，注重脾胃；预后吉凶；胃气为本，调理脾胃，培护后天等方面。不少学者还从脾胃理论与六经传变和脏腑传变、六经病证治疗和杂病病证治疗、用药调护、疾病预后等多方面对仲景脾胃学说进行研究。
脾胃理论与六经传变和脏腑传变
仲景把《内经》所载的脾胃理论具体地运用于疾病传变过程中。刘晖等[4]提出“六经传变，脾胃为枢”的观点，认为六经传变虽与病邪轻重、正气强弱以及治疗调护是否得当等因素有关，但总以胃气盛衰为前提。不少的学者对脾胃病的病因学作了一些研究，观察到外感在脾胃病的发病中常常作为一种重要的诱发因素。王兴华等[5]认为无论感受何种病邪， 也不管邪在何经，均有可能传入阳明胃经，影响太阴脾土。危北海等[6] 认为湿热内侵，湿热蕴郁于脾胃肝胆，为湿热黄疸；湿热蕴郁于胃肠， 为湿热痢疾；湿热蕴郁于阳明及少阳二经，为湿热阳明少阳症。周春祥等[7]认为伤寒证是内伤杂病与外感并见的一类病证，脾虚气弱者易患外感或直中太阴。《伤寒论》阳明病篇与太阴病篇体现了后世医家“实则阳明，虚则太阴”的说法，有不少学者对其经典的理论作过探讨。如杨育周等[8]认为阳明腑热炽盛变于外的指征具有诊断意义。宋立人[9]认为阳明病是伤寒外感病邪亢盛之极期，其病最甚。陈亦人[10]持不同见解，他认为潮热谵语便结，固然见于外感，但亦可见之于杂病；再如不更衣十日无所苦的脾约证，多属于习惯性便秘；至于三急下证，尤多见于外科急腹症；还有“食谷欲呕，属阳明”之治用吴茱萸汤以及阳明中寒不能食等，似于当今临床常见的胃十二指肠疾患，它们都属杂病的范畴。这些认识突破了六经传变理论，体现了六经为百病立法的观点。《金匮要略》首篇中，“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举出“肝病传脾”的实例，最后还附上一句“余脏准此”，这就是“脏腑传变”论的提纲，所列举的风湿、肾着、历节、痰饮、水气、黄疸、虚劳、呕吐、下利等诸多杂病都与脾胃功能失调密切相关。
脾胃理论与六经病证治疗和杂病病证治疗
仲景在六经病症的辨治和杂病辨证论治中，制定了脾胃病的辨证纲领和治法方药。六经为百病立法的观点，拓宽了《伤寒论》方药的证治范围。《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纲，并在各经中列举出诸多脾胃病辨治为目，其中阳明、太阴经篇本身为脾胃病辨治，在其它诸篇亦是非常注重脾胃。如太阳病篇桂枝汤不仅具有扶卫阳以散风寒的作用，又具有补益脾胃中气的效果；少阳病篇小柴胡汤中除柴胡、黄芩、半夏能入少阳半表半里以和解其寒热错杂之邪外，余人参、甘草、生姜、大枣均能补中益气。《金匮要略》中风湿、黄疸、虚劳等诸多杂病，均以治疗脾胃为重点。张捷[11]总结了仲景温中散寒、温阳利水、清气平热、解毒清肠、甘温建中、温中补虚、淡渗利湿、清热泻下、化浊降逆、调和脾胃、泄热逐瘀等调理脾胃十一法。胡一莉[12]结合临床，对《伤寒论》调理脾胃的主要治法和临床运用作了总结，提出了温中散寒法等八法。刘明武[13] 认为仲景的小柴胡汤除调整和解少阳枢机外，还包括疏肝解郁，和中实脾等，这既适用半表半里之外邪等症证的治疗，又能调整肝脾、肠胃、气血、营卫、气机。赵映前[14]根据《伤寒论》对脾胃病的治疗学思想， 结合脾胃病的生理病特点，善调脾胃，止呕吐常用姜夏，疗下利善用芩连，温中寒多用姜附。在气机升降的功能活动中，脾胃的升降至为重要，
喻康野[15]认为脾胃不和，寒热错杂，辛开苦降；腑气壅滞，胃失和降， 通而降之；脾胃阳虚，中寒凝滞，温而调之；水阻中焦，脾虚气滞，温而和之。陈本升从三泻心汤寒热并用、攻补兼施、扶正祛邪用注重煎服法等方面，探讨了仲景调理脾胃的重要学术思想。对脾虚证的治疗， 杨传标等认为，脾虚证并非单纯补气，要视病因病位病情而定，其具体运用为脾虚气滞，腹满腹痛，用消补兼施的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脾气虚寒，表邪不解，用桂枝人参汤；心脾两虚，心悸而烦，用小建中汤；脾阳虚寒，不利不止，用四逆汤。叶进从心病治脾胃、肺病治脾胃、肝病治脾胃和肾病治脾胃等方面以调治脾胃治疗诸脏病阐述了仲景疗病特色。
脾胃理论与用药调护和疾病预后
“养胃气，存津液”的学术思想贯穿着《伤寒论》各篇。《伤寒论》在诸多的方后都体现了护胃的思想。如桂枝汤方后“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包含着温养胃气以防汗后伤正之意；三物白散方后的“以白饮和服”及“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即是用白米汤来护胃气以防巴豆对胃肠的刺激，借水谷以保胃气、存津液；再则十枣汤方后“先煮大枣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其意即顾护胃气，使邪去而正不伤。鲍世钊等[19]根据仲景“胃和则愈”的机理，提出因势利导的治疗方法，结合临床，或以药食助胃复和，或谨守禁忌， 保其胃气，待其复和，总以胃和病愈为守则。卫永琪[20]归纳为助胃发汗法，辛开苦降法，甘温建中法，益气健脾法，寒咸清热保津法。黄爱珍[21]认为表邪内侵脾胃内脏，针对外邪的特点，运用调和营卫，解表调中， 姜枣甘佐；苦寒峻烈，量随证变，护胃缓中；扶正祛邪，益气和胃、参姜枣甘伍；温经回阳，姜术甘和中，五谷为养，热粥安胃。李合国[3]《伤寒论》有关条文，总结了仲景不但以脾胃的盛衰别证候定治则，制方药， 而且还通过审察脾胃之强弱虚实，来判断预后的吉凶，脾胃由衰而盛则正气复，病可向愈；脾胃由衰而败则正气随之衰败，预后多危，说明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观点。
2 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
不少学者对仲景治疗脾胃病的一些方剂如半泻心汤、四逆散等进行临床与实验研究。胆汁返流性胃炎属于中医痞满症的范畴，张耀泉[22]采用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胆汁返流性胃炎 48 例，总有效率为 89.6%。任军芳[23]采用半夏泻心汤治疗小儿寒热夹杂泄泻 90 例，总有效率 94.4%。提示该方有泄热、温中、降逆止呕、补中益气、调节胃肠机能等作用。为了探讨慢性胃病各主要证型与 HP 感染的关系，历兰娜等[24]对经胃镜检查确诊为各种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患者共 325 例作了 HP 检测及中医辨证分型，结果表明，半夏泻心汤证组发病率最高（36.3%），而 HP 感染阳性率也以该组最高（81.4%）。两项与余各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林寿宁等[25]通过实验性乙酸大鼠胃溃疡模型，采用放射免疫方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研究复方中药安胃汤（黄连、干姜、半夏、苍术、乌药、木香、百合、丹参、白芍、甘草）提高慢性胃溃疡愈合质量机制。提示安胃汤可能通过提高血清 EGF 和增强胃粘膜 EGF，EGFR及 TGF-β1 表达，增强胃粘膜保护作用而提高溃疡愈合质量。周相等[26]用连苏四逆散加减（川连、苏梗、柴胡、白芍、枳实、甘草）共治 73 例胃脘痛患者，
总有效率为 94.5%。丁静等[27]用四逆散加味（柴胡、枳壳、白芍、川芎、延胡索、丹参各 10g，炙甘草 5g，大枣 3 枚）共治 82 例胃脘痛患者，总有效率 84.5%。如何更有效地控制消化性溃疡复发，目前尚无肯定有效方法，彭淡君[28]采用加味四逆散（柴胡、白芍、枳壳、延胡索、香附、佛手、蒲公英、乌贼骨、白及、黄芪、白术、炙甘草）共治 52 例消化性溃疡患者，总有效率为 94.3%，1 年复发率为 4.7%，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治疗组药价经济实用。
3 结语
综上所述，对仲景脾胃的学术研究已取得可喜的成绩，特别是研究
《伤寒论》脾胃学说出现新的局面。但是应客观地看到，一方面，就仲景学说自身内容来说，仲景并未专论脾胃，尚未能系统地揭示脾胃学说的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从研究仲景脾胃学说而言，尚未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关脾胃学说的内容进行系统研究，脾胃学说在《金匮要略》杂病辨证论治体系中的研究落后于《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的研究，仲景脾胃学说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缺乏创新性观点。因此，需要在继承仲景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仲景脾胃学说的内容，构建与脾胃相关的六经病证和杂病病证辨证论治新体系，使之更适应今天中医临床实际。
参考文献（略）
附录 2
仲景方药用量探索
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经后人整理、重新编次，而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经排除标准排除后，本研究基本数据的范围为：涉及《伤寒论》112 首方剂，条文 244 条（次），药物 83 味；涉及《金匮要略》172
首方剂，条文 211 条（次），药物 158 味。仲景所博采或创制的方剂，组方严谨，疗效卓著，故后人尊张仲景为“医圣”，称其书为“方书之祖”。现就仲景方剂药物用量有关问题进行一些探索与思考。
1 药物用量是仲景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
仲景学术思想，一部分反映在其方剂的药物用量上。就整方而言，
不同的药物用量体现不同的组方意义；就单味药而言，不同的用量体现药物不同的用法和功效；就服法而言，不同的煎服方法体现不同的药物用量。
不同的用量体现不同的组方意义
仲景不少方剂在药物组成相同或基本相同，但由于某些药物用量不同，整方功效主治便不同、甚至截然不同。如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均为治疗寒热痞证，药物组成基本相同（半夏、干姜、黄连、黄芩、人参、炙甘草、大枣等），但由于药物用量不同，功效主治各有侧重。半夏夏泻心汤和中降逆止呕，主治以呕逆为主症的寒热痞证；生姜泻心汤加用生姜，减少干姜用量，以生姜为君，和胃降逆，散水消痞，主治兼水饮内停的寒热痞证；甘草泻心汤重用炙甘草，以炙甘草为君，和胃补中，消痞止利，主治胃气虚，下利甚之寒热痞证。又如桂枝汤、桂枝加桂汤和桂枝加芍药汤药物组成相同（桂枝、芍药、炙甘草、生姜、大枣），但由于药物用量不同，功效主治截然不同。桂枝汤发汗解表，调和营卫，主治太阳中风；桂枝汤重用桂枝成为桂枝加桂汤以温阳平气冲逆，主治肾积奔豚；桂枝汤重用芍药变为桂枝加芍药汤以温脾和血，主治太阴腹痛。由此可见，仲景不同的药物用量体现不同的组方意义。
不同的用量体现药物不同的功效变化
仲景不少方剂同一药物在不同的方剂中，由于其用量不同，药物功效用法亦不同。如附子的用量，在附子汤、桂枝附子汤、桂枝芍药知母汤等治疗寒痹疼痛方剂中用量最大，用二至三枚，皆因寒湿痹阻经络，
非温之不除者，重用附子，功在温阳逐寒，通痹止痛；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等治疗少阴寒化证方剂中用量中等，用一枚，寒在少阴， 宜温以化之，故应用量稍重，功在回阳救逆，补火助阳；在肾气丸等治疗肾气不足、小便不利方中用量最少，用一两，意在调补阴阳，不必重用，功在阴中求阳，温阳利水。又如细辛的用量，在小青龙汤、小青龙汤加石膏汤、苓甘五味姜辛汤等方剂中用量最大，用三两，功在温肺化饮；在麻黄附子细辛汤、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大黄附子汤等方中用量中等，用二两，功在温经发散；真武汤加减法用辛细一两，功在温肺通窍利水。由此可见，仲景不同的用量体现药物不同的功效用法。
不同的煎服方法体现不同的药物用量
根据病情变化情况，这种用量的不同不是通过组方来表达，而是在煎服法中调节其用量。根据仲景煎服法，一般为一剂药煎好后分次服，
分服次数、分服间隔时间及服用剂数等是根据病情变化而定。如桂枝汤服法是“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若一服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服后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
病犹在者，更作服，若不汗出，乃服至二三剂”；又如小承气汤煎服法是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 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可见仲景治病是十分注重观察病情的变化，并根据病情具体情况决定服药的次数、分服间隔时间及服用剂数，
通过煎服法调节药物用量。
2 仲景方剂药物用量古今拆算
仲景方剂用量，概以斤，两，铢、尺、斗、合、匕等给予量，其药物用量如何换算为当今的用量，众多中医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依然众说纷纭，难以统一。杜雨茂、程先宽等[1～2]认为吴承洛《中国度量量衡史》的数据比较合理，现将东汉时期度量衡与当今度量衡拆算如下：
一铢（6 铢为 1 分）约 0.58 克；一两（24 铢为 1 两）约 13.92 克；
一斤（16 两为 1 斤）约 222.72 克；一合（10 勺为 1 合）约 19.81 毫升；
一升（10 合为 1 升）约 198.10 毫升；一斗（10 升为 1 斗）约 1981 毫升；
一尺约 23.04 厘米；一钱匕普通药粉约 2.10 克，金属药粉约 4.12 克；一方寸匕普通药粉 3.13 克，金属药粉 6.20 克。
此外，仲景方剂还运用了其它的计量方法。根据杜雨茂做的实验，
对仲景方剂其它计量进行推测，其数据如下：
以博棋子大计算：大黄 2 克，厚朴 1 克；以鸡子大计算：石膏约 100克；以个数计算：附子中等每枚约 20 克，杏仁 70 个约 22 克，大枣 12枚约 30 克；以升计算：半夏半升约 40 克，五味子半升约 37 克，吴茱萸一升约 70 克；以长度计算：厚朴一尺重约 20 克。
3 对仲景方剂药物用量的认识与理解
上述的药物用量换算可以看出，仲景方剂药物用量是偏大的，完全按照原方用量，会与当今药物常用量发生冲突，如桂枝汤中的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用量都是约 42 克，与现行的用量 10 克左右比较，已大了几倍。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对仲景方剂药物用量去认识和理解。
从煎服法上理解仲景药物用量
仲景煎服法一般是一剂药共煎后分次服，大多情情况下是分三次服。如桂枝汤服法是“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从桂枝、芍药原方用量均为三两（约 42 克），如分三次服则每次为一两（约 13.92 克），此用量与当今一剂药一次服用量相近。但仲景十分注重病情具体情况决定服药的次数、分服间隔时间及服用剂数，不少服用法是当今的几倍，如小柴胡汤日三服，尽管是当今用量的三倍，但与病情需要是相适应的。
从药物组成理解仲景药物用量
仲景方剂组方严谨，一般用的药味不多，如太阳病代表方桂枝汤用药 5 味、麻黄汤用药 4 味；阳明病代表方白虎汤、大承气汤用药均为 4味；少阳病代表方小柴胡汤用药 7 味，其它变证、兼证或疑似证的方剂也大多在 10 味药以下，由于药味不多，仲景组方中单味药用量较大，取其味厚功专，直达病所。因此，辨证准确，沿用仲景原方会起到很好有疗效。
从毒副作用和病情需要理解仲景药物用量
仲景方剂药物用量与现行常用量出入非常大的还有：小青龙汤中的细辛三两约 42 克（常用量 3 克）；吴茱萸汤中的吴萸一升约 70 克（常用量 5 克）；灸甘草汤的的生地一斤约 223 克（常用量 10～30 克）；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中铅丹一两半约 21 克（常用量 0.3～0.6 克）；桂枝附子汤中附子用 3 枚约 60 克（常用量 10～15 克）；乌头汤的川乌五枚约 150 克（常用量 3～9 克）等。有部分药量可能是传抄有误或不符合实际，如用铅丹一两半可致中毒，甚至危及生命。但大多用量还是仲景的原意。如董良杰[3]认为“细辛不过钱”只是细辛用量的特殊规律，而不是普遍规律。以《伤寒杂病论》为准绳，凭各家考证汉今衡量为依据，揆当代临床细辛用量为契机，对细辛用量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是：细辛常用量为 9～15 克，对一些疾病如冠心病心动过缓可用至 30 克。又如附子用量，云南名医吴佩衡有过人之胆识，临床用量少至 10 克，多至 450 克，临证均取得较好的疗效[4]。
4 对仲景方剂药物用量的深层次思考
从上述几方面理解仲景的药物用量，我们可以发现当今用量与仲景用量相比，普遍用量还是偏少的，这需要我们从深层次去思考和探讨。
对不同剂量煎服法思考
在煎法方面，仲景主张大剂量一次煎后分服，如桂枝汤，用原方剂量（桂枝 42 克、芍药 42 克、炙甘草 28克、生姜 42 克、大枣 12 枚）一次煎，则味厚功专。而用三分之一剂量（桂枝 14 克、芍药 14 克、炙甘草 9 克、生姜 14 克、大枣 4 枚）一次煎，可能会味薄功半。因此，尽管是相同药物和相同的药量比例，但由于总药量的不同，煎煮过程中时间、温度不同，药物之间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不同，可能导致药效不同。广西名医彭子益云：“古法煎药只煎一次，分作三服，今人煎药，一煎二煎三药，其害甚大，只煎一次，药质所含之成分配合调匀，一煎二次三次，
药质成分有多有少，便失制方的意义与病机不符，服之即生他弊，亟宜煎一次分三服也”。此外，在服法方面，当今常以原方三分之一剂量， 每天一剂药，大多数情况下，其用量是不足的。
对中药治疗量的思考
中药治病是通过中药的药性来纠正人体的阴阳失调，因此疾病的轻重决定着药物的用量。现今规定的药物常用量是通过人体正常的耐量和动物的半数致死量推算的，这与疾病状态下的阴阳失调时的需要量不对等。孕期本有很多药物须忌，但其病时又可因病而用，并不损胎元，这种“有故无殒”的用药当会超出常规。云南名医吴佩衡治疗一名产后出血并感染性休克患者，辨为肝肾之阴气内盛，心肾之阳衰弱已极，下焦之真阳不升，上焦之阴邪不降，一线残阳将绝，用附片 150 克、干姜 50克、上肉桂 10克（研末，泡水兑入），甘草 20 克，服用一剂而获奇效。阳虚至极，其邪非温不化时，若仅用几克附子，是否能逐寒？所以仲景药物用量若从深层次探讨，这种以现代“常规”用量为标准恐怕未必能得其真谛，也是导致中医不能治危急重证的原因之一。
对药物品质的思考
药物的品质不同，临床疗效相差甚远，因此药物的品质反映着药物的用量，品质好的中药，用量少而功效好，反之则用量虽大而功效差。中药产地、种植、采集、炮制等环节与中药品质关系十分密切，但随着人口的增多、环境的破坏，不少中药的品质达不到要求，如人参、熟地、黄连等药物，如达不到品质要求，即使我们按仲景药物用量比例组方，
其药物也失去仲景组方的原意。因此，药材的选用是值得我们研究仲景方剂药物用量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达不到品质要求的药物，必须加大其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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