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上篇 理论基础及文献摘录
第一章 理论基础
一、什么是中医学
二、”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时空观，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总模型
三、气运动的基本形式是阴升阳降、阴出阳入，而不是阳升阴降、阳出阴入
四、人体气运动的基本模式是”枢轴一轮周一辐网”协调运转的圆运动（后天）
五、”抓主症”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的宗旨，是方剂疗效可以重复的前提和诀窍
六、关于中医病因学的再认识
第二章《内经》《难经》中有关肝生理、病理及肝病诊断、治疗论述的摘录和解释
一、生理
二、病理
三、诊断
四、治疗
下篇 原文详解与应用发挥
总纲：一、原文；二、讲解
第一章 肝气病
一、疏肝理气
（一）原文
（二）讲解
（三）医案印证
1、叶天士医案
2、王旭高医案
3、程门雪医案
4、笔者医案
（四）心得发挥
1、运用《难经》腹诊理论的临床体会
2、四逆散的临床应用
3、再论肝气病与肝郁病在病因、病机、诊断、治疗方面的不同
二、疏肝通络
（四）心得发挥
1、怎样确认瘀血证
2、抓主症运用血府逐瘀汤的体会
三、柔肝
（四）心得发挥
1、论叶氏络病与奇经理论
2、关于人体气运动基本模式的再思考
四、缓肝
五、培土泄
六、泄肝和胃
七、泄肝
八、抑肝
九、肝气病 小结
第二章 肝风病
一、肝风病 概说
二、息风和阳
三、息风潜阳
四、培土宁风
五、养肝
六、暖土以御寒风
七、肝风病 小结
第三章 肝火病
一、肝火病 概说
二、清肝
三、泻肝
四、清金制木
1呛咳
2反流性食管炎、闭经
3高血压、自汗、夜卧心悸
4右乳癌切除术后口干、干咳
5胸膜间皮瘤
五、泻子
六、补母
七、化肝
八、温肝
九、肝火病小结
第四章 综合拾遗补虚诸法
一、补肝、镇肝、敛肝
二、平肝
三、散肝
四、搜肝
五、补肝阴、补肝阳、补肝血、补肝气
六、综合拾遗补虚诸法小结
附篇 ：
王旭高生平与学术业绩简介
学好《西溪书屋夜话录》的三条件
新订《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
新订《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
程门雪先生所著《<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以下简称《歌诀》）载于《书种室歌诀二种》（1988年7月第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对记忆与理解王旭高《西溪书屋夜话录》原著颇有帮助。但《歌诀》原文有多处并不押韵，个别字句与旭高原意不符，或有疏漏，且有部分段落次序移动，影响对原著旨意的理解。故笔者予以订正、修改，取名为《新订<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为使读者了解程氏《歌诀》原文，凡改动部分均在附“注”中加以说明。
肝气肝风与肝火，三者同出而异名，冲心犯肺乘脾胃，挟寒挟痰多异形，本虚标实为不同，病杂治繁宜究情。
肝气自郁于本经，两胁气胀或疼痛，疏肝理气香附郁，苏梗青皮橘叶平。兼寒吴萸热丹栀，兼痰半夏与茯苓。
疏肝不应宜通络，营气窒痹辛润行，络脉瘀阻归须桃，旋覆泽兰新绛增。
肝气胀而疏更甚，归杞膝柏柔肝任[原文为“归膝杞柏（柏子仁）柔肝认”。]，兼寒肉桂与苁蓉，兼热天冬生地审。
缓肝之急经方好，白芍橘饼甘麦枣，肝气甚而中气虚，此方变化无穷奥。
培土泄木用六君，吴萸白芍木香临，脘腹胀痛肝乘脾，温中疏木法意深[原文为“疏木温中法意深”。]。
脘痛呕酸肝乘胃[原文为“脘痛呕酸肝犯胃”。]，泄肝和胃法亦贵[原文为“泄肝和胃法亦异”。]，二陈汤合左金丸，金铃白蔻随机兑[原文为“金铃白蔻犹同意”。]。
泄肝肝气上冲心，热厥心痛用左金[原文为“热厥心气用左金”。]，金铃子散寒椒桂，寒热俱有连芍寻[原文为“寒热俱有连芍均”。]。泄肝主法苦辛酸，三者错综随证斟[原文为“三者错综随证任”。]。[旭高《夜话录》原著将此“泄肝”法列在“泄肝和胃”法后，但程氏《歌诀》却列在“抑肝”法后，今据旭高原著改正。]
肝气冲肺抑肝立[原文为“抑肝肝气冲于肺”。]，猝得胁痛暴上气，喘主吴萸炒桑皮，苏梗杏仁橘红宜[原文为“苏子杏仁橘红汇”。]。[旭高《夜话录》原著将此“抑肝”法列在“泄肝”法之后，但程氏《歌诀》却列在“泄肝”法之前，今据旭高原著改正。]
气有多余便是火，内风多从火发生，阳亢上冒巅顶甚，血虚旁走四肢病[原文为“血虚旁走四肢轻”，“轻”字与旭高《夜话录》“经络牵掣或麻”文意不符，故改之。]。
肝风初起头目眩，熄风和阳即凉肝，羚羊钩钩白蒺藜，决明甘菊丹皮攒。
熄风和阳而不效，潜阳便将滋肝招[原文为“潜阳便是滋肝著”。]，牡蛎生地女贞子，菊花玄参胶白芍[原文为“菊花阿胶同白芍”，药缺玄参一味，故改之。]。
培土宁风缓肝遵[原文为“培土宁风亦缓肝”。]，宜滋阳明泄厥阴，中虚纳少肝风逆[原文为“中虚纳少肝风逆，宜滋阳明泄厥阴”。]，玉竹芍草麦菊参[原文为“参甘玉竹芍菊麦”。]。[旭高《夜话录》原著将此“培土宁风”法列在“熄风潜阳”法之后，但程氏《歌诀》却列在“养肝”法之后，今据旭高原著改正。]
养血熄风养肝法，肝风旁走四肢夸，经络牵掣或麻者，地归杞膝首蔚麻。[原文为“肝风旁走四肢麻，经络牵拘掣不和，养血熄风归杞膝，首乌生地蔚天麻”。又，旭高《夜话录》原著将此“养肝”法列在“培土宁风”法之后，但程氏《歌诀》却列在“培土宁风”法之前，今据旭高原著改正。]
暖土以御寒风方[原文为“暖土以御寒风法”。]，近效白术附子汤，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服之康。
肝火游行于三焦[原文为“肝火游行于上焦”。]，上下内外无不到[原文为“上下内外无不利”。]，清肝羚羊丹栀芩，竹叶连翘夏枯草。
泻肝龙胆泻肝汤，当归龙荟泻青匡。[原文为“泻肝当归龙荟丸，龙胆泻肝泻青合”。]
清之不已肝火炎，清金制木即制肝，沙参石斛天麦冬，玉竹杷叶石决全。[原文为“肝火上炎清不已，清肺制木《内经》出，沙参石斛天麦冬，玉竹枇杷（叶）石决好”。]
肝火实者兼泻心，泻子甘草黄连存。[原文为“泻子黄连与甘草”。又，旭高《夜话录》原著将此“泻子”法列在“清金制木”法之后，但程氏《歌诀》却列在“补母”法之后，今据旭高原著改正。]
肾水亏而肝火盛，清之不应补母用，乙癸同源益肾水，大补阴与六味呈。[原文为“补母六味大补阴”。又，旭高《夜话录》原著将此“补母”法列在“泻子”法之后，但程氏《歌诀》却列在“清金制木”法之后，今据旭高原著改正。]
郁怒伤肝用化肝，气逆动火生热烦[原文为“气逆动火生烦热”。]，青陈丹栀芍泽贝，胁痛胀满动血煎[原文为“胁痛胀满或动血”。]。
呕酸上气肝有寒，肉桂萸椒谓温肝，中虚胃寒加参姜，大建中法尤完善。[原文为“肝寒温肝（吴）萸（蜀）椒（肉）桂，参姜加入中虚治”。又，旭高《夜话录》原著将此“温肝”法列在“化肝”法之后，但程氏《歌诀》却列在“敛肝”法之后，今据旭高原著改正。]
补肝沙苑杞子菟，脂麻枣仁萸首乌。
镇肝金箔赭磁牡，青铅石决龙齿骨。
敛肝乌梅木瓜芍，肝气风火相机入。[原文为“补肝沙苑（制）首乌（菟）丝，杞子枣仁萸肉脂（麻）。镇肝牡（蛎）（石）决龙首齿，金箔青铅代赭磁（石）。敛肝乌梅木瓜（白）芍。三者随宜皆用之”。]
平肝蒺铃橘叶钩。
散肝达郁逍遥优[原文为“散肝达郁逍遥是”。]。
外风引动内风病，搜肝便有搜风用，二活蔓荆薄天麻，蚕蜕白附防蚕荆。[原文为“外风引动内风者，搜肝即是搜风旨，羌独荆防薄蔓荆，天麻僵蚕白附子”。又，旭高《夜话录》原著将此“搜肝”法列在“散肝”法之后，但程氏《歌诀》却列在“暖土以御寒风”法之后，今据旭高原著改正。]
另有四补当比对，肝阴地黄芍乌梅。
肝阳肉桂椒苁蓉，
肝血归芎膝断汇。
肝气天麻术辛菊，生姜杜仲羊肝随。[原文为“补肝气法效堪夸，白术天麻与菊花，细辛生姜辛以补，羊肝杜仲用相和。归芎膝断补肝血，苁蓉（川）椒（肉）桂补肝阳。肝阴地（黄）（白）芍乌梅，四法精研细审祥”。]
附篇1：
学好《西溪书屋夜话录》的三条件
王旭高《夜话录》总结了叶天士与自己的临床经验，把肝病的辨证论治水平提高了一大步。由于“杂证之中，肝病十居六七”，在疾病谱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学习好《夜话录》无疑对治疗多种内伤杂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学者为此应当具备什么呢？笔者认为应有三条件：
1.良好的医德。良好的医德是中医人的必备条件。中医学是“仁术”，要求医生一定要有同情心、仁爱心，而不应把医术当作追求名利的手段，否则既学不好，也用不好。张仲景早在《伤寒杂病论》的“原序”中就对“当今居世之士”“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卑劣行径给予了无情鞭挞。道理很简单，这种人根本就没把心思用到实实在在的中医学术上，即使混迹于中医队伍之中，也很难学好经方、用好经方。或者有如鲁迅先生揭露的所谓“名医”，不过是善于宣传和炒作，拉大旗作虎皮，谋财害命的学术骗子，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总之，不论学习经典著作，运用经方，还是学习《夜话录》，运用它的理法方药，要取得良好成绩，首要的就是有一颗为患者解除疾病痛苦的真诚善良的心。
2.中医思维。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谈“明医”与“名医”的不同。“明医”一词纯属学术范畴，专指明白、明确、明了因而具有中医思维的医生。它与知名度无关。百年以来，有关中医学优劣存废之争，有关应否“改造中医”之争，甚至所谓“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之争，无非“明医”与“非明医”之争，即纯粹的中医思维与非中医思维之争，说到底，就是阴阳五行思维与实体解剖思维之争，并非中医学术本身的研讨和争论，因此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没有实质意义。问题在于，由于非中医思维的干扰，却对中医事业造成极大损害，这就不得不对其加以反对。在报章书刊中，有识之士强调中医思维已经数十年，至今仍呼声不断，但收效甚微。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医界具有中医思维如此艰难？虽然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但毕竟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原因要从中医队伍内部寻找。笔者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终于从叶天士话中找出了答案。叶氏在临终时对儿孙辈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这段话凝结了叶氏行医一生的心悟，感人肺腑，发人深省。首先，叶氏行医只为“借术济世”，并非名利驱使。正因立足于此，才将行医视作神圣的事业，倍加爱惜和珍重。也正因此，只有如叶氏“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者，才能识得中医学的真谛，也才能担此重任。反观那些被西化者，那些缺乏中医思维者，实在与此有太大距离。先天不足，后天不学，却又自我感觉良好，指望上一两堂课，听一两次学术讲座，甚至上级不断提倡、指示，就能轻易改变其素质，未免太过乐观。因此，笔者呼吁，对中医院校的学生，从录取时即应慎重选择，要吸收那些“天资敏悟”，具有优秀形象思维能力即想象力的学生入学，宁缺毋滥。入学以后，要实行淘汰制，使其具备“读万卷书”的基本功，以及终生刻苦学习的专业思想。
3.坚持到底。学习中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好中医又注定痛苦一辈子。要想学好中医，必须有顽强的毅力，病人痛苦，自己痛苦，鞭策自己不断地钻研学术，主动寻找困难，迎着困难，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难点。以《夜话录》的学习为例，初学者可能不理解、不熟悉，这就要从经典著作到各家学说，群书博览，打下学习《夜话录》的基础。同时要有意识地、有针对性地把《夜话录》的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使理论与实践不断地融为一体。还要以《夜话录》为起点，将中医学术向更深层次拓展。既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半途而废。须知有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知难而进，坚持下去，必能成绩斐然。
附篇2：
王旭高生平与学术业绩简介
《西溪书屋夜话录》是清代医家王旭高的学术代表著作。王氏名泰林，字旭高，晚号退思居士，又号九龙山人，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嘉庆三年，卒于同治元年（1798—1862年），享年64岁。因其世代居西门外梁溪之埧桥下，故其居名为“环溪草堂”“环溪西屋”，书斋名为“西溪书屋”。王氏弱冠即从舅父，即著名疡医高锦庭学医，聪颖刻苦，博览各家医书，先以疡科闻名，舅父殁后（1827年），求治者病种日益增多，又浸及内科，于是又专以内科行，终于成为清朝中晚期名噪大江南北的一代大医。
王氏一生医著颇丰，可惜晚年避战乱于乡间，著述大多散失。后人在其去世后，将残存著作收集整理，刊行于世。主要有《王旭高医书六种》《王旭高临证医案》4卷、《环溪草堂医案》3卷、《医学刍言》（亦名《医门要诀》）、《医方歌括串解》《景岳方歌括》《王旭高外科医案》《伤寒一百一十三方歌诀》等。近年并出版有《王旭高临证医书合编》（2009年1月第1版，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王氏代表作《西溪书屋夜话录》载于1934年周小农所编集的《王旭高医书六种》（1965年8月上海科技出版社整理重印）一书中，最能反映其学术思想。唯此书已残缺过半，仅存“肝病证治”一篇，今人又称其为《治肝三十法》，是王氏临床治疗肝病的经验总结。历来探讨肝病辨证论治文献以此篇最为详尽，一直受到晚近医家的称道，对现代中医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医事业的发展，王氏《西溪书屋夜话录》（以下简称《夜话录》）一书愈加受到中医教育界和许多著名中医学家的重视和推崇。早在1964年，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即二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讲义》（1964年8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不仅收入了《夜话录》的全篇内容，而且特别称赞说：“不可否认，这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肝病治疗方法，若非学识经验两皆丰富，很难达到这个境地。”并且着重说明：“这套肝病治疗方法，又很与叶天士治肝手法相近。”从而为我们学习这篇著作指出了门径。现代著名医家秦伯未、程门雪、刘渡舟诸先生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取得了良好效果。秦伯未先生在其所著《谦斋医学讲稿》（1964年12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论肝病》一文中，收入了《夜话录》的全部内容，指出此文“关于肝气、肝风和肝火的治法，实际上包括了肝病的全部治法。这经过实际经验分析归纳，在临床上具有实用价值，必须加以重视”。程门雪先生在其所著《书种室歌诀二种》（1988年7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特别附加了自编的《<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并且说明：“《西溪书屋夜话录》王旭高著，详论治肝病各法，极其精粹，惜只此一段耳。想非全璧，其余不可问矣。兹撰为歌括，以备采用。”足见先生对《夜话录》的重视程度。笔者恩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教授在《谈谈个人治疗肝病的体会》（载于《名医奇方秘术第二集》，1993年5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说：“清人王旭高写的《治肝三十法》就概括地对肝病的发生、发展以及辨证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形成了以肝病为核心的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从而把肝病的辨证与治疗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刘老这段话给予《夜话录》高度评价，特别指出了它是中医治疗肝病的一大创新，颇值得我们深思。
虽然上述医家都阐述了《夜话录》一书的学术价值，但要把它真正学习好、掌握好、运用好，也是不容易的。像学习任何一门学问一样，我们首先要坚定学习它的信心。要坚定信心，首先就要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
近来，中医界开展了如何才能学好中医的讨论。笔者认为这是十分有益的。我们不妨也探讨一下王旭高是如何学好中医并取得卓越成绩的。简单地说，王氏成才确实符合“跟明师、学经典、多临床、求创新”的过程和规律，因而才在“临床、教学、科研”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种说法，虽然有套用流行语言之嫌，但仔细分析，却也符合实际、恰如其分。
首先，跟明师。王氏自少年时代即跟随舅父高锦庭学医。高氏是疡科名医，著有《疡科心得集》，名噪江浙一带。王氏在舅父耳提面命、口传心授之下，目睹了中医学的卓越疗效，从那时起就被中医学的神奇所征服，坚定了学习的信心。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高氏是名医，但更主要的则是“明师”“明医”，是明白、明确、明了并因此具有中医思维的医家。现代医家焦树德教授说：“中医是非常灵活的医疗艺术，不是医疗技术。中医如同音乐，和音符的变化一样，人体的生命现象处于一种动变制化的过程中，中医治病就是调整这种平衡。”这段话强调了中医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是对宏观运动状态的全局思考。这种思维方式，是在潜移默化、反复实践当中才能学得到的。又说：“现在中医师水平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就是因为有些人没亲眼见过中医的高明，信心不足。”焦老这段话一针见血，发人深省。它使我们联想到，王氏之所以对中医学十分热爱，信心十足，显然与亲眼见过舅父高超的医疗水平有直接关系。学习任何一门学问，首要的是兴趣，而兴趣又来源于信心，对中医学的信心又来源于对中医疗效的亲身体验。这种体验只有在跟随“明师”的耳濡目染中才能得到，是任何书本知识都难以企及的。它不仅使学子从一开始就学到了中医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打下了将中医事业坚持到底、终生不渝的信念和思想基础。
第二，学经典。经典是阐发公理的。公理是中医学之源、之本。这个公理是什么？就是“阴阳五行”。明代医家张景岳在《类经》中阐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一句话时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就是讲这个公理。而阴阳之中有五行，五行之中又有阴阳，这也是公理，所以《素问·天元纪大论》又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天地，代表一切事物；道，即公理。可见，阴阳五行是一切事物的公理。公理与定理不同，公理是无条件的，是无须证明的。对于公理只要正确理解和善于运用就可以了，而是否理解正确和运用得当则是需要实践检验的。中医学术既然建立在公理之上，就是任何力量也推不倒的。中医经典就是阐述和运用这个公理的典范。这是我们学习中医必须先学经典的根本原因。
在王旭高时代，中医界公认的经典著作是《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王氏就是从学习这些经典开始打下中医学术坚实基础的。
对于经典著作，目前中医界大多认为一定要学，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为什么有人学得好，有人学不好呢？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在这方面，王旭高先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晚清著名医家柳宝诒先生编有《柳选四家医案》（1959年3月新1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其中在为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作序时说，“先生读书，上自轩岐，下迄国朝诸家，无不精心贯穿，于古书则研求古训，于后人书必分别疑似”“先生博极群书，所用诸法，如治小儿喘嗽之药枣，从葛可久之白凤丹化出；治上热下寒之八味丸用紫雪为衣，从喻西昌外廓之论悟出。若此之类，不胜枚举，是皆因古法而变化出之”。这就说明，王氏读经典是采取经典与后人书的“贯穿法”以及紧密结合临床的“变化法”。
事实正是如此。王氏的主要著作之一《退思集类方歌注》（载于《王氏医书六种》）本徐灵胎《伤寒论类方》体例化裁编辑，共列有麻黄汤类、桂枝汤类等二十四大类，每一类都以仲景方首列，后再附着后世方，以示源流衍化的规律，使学者全面掌握。王氏于本书开始时即说：“后汉张仲景《伤寒》《金匮》两书，为后世方书之祖。其方治病，虽千头万绪，而有条不紊。方中之药，少者仅一二味，而又无所不包括；多者二三十味，而又无一味不紧切，所以谓之’方祖’。此卷所辑，皆其方也。间附后世数方，使人从流溯源，知夫熔古化新之妙。学者能于此卷诸方，精思而熟读之，应变无穷矣。”如在“麻黄汤类”，谈到麻黄加术汤时，歌曰，“《金匮》麻黄加术汤，湿家身体烦疼诣，寒湿在表汗之宜，麻术相须功益济”，后即接着说，“发散方中白术加，海藏神术从此例”。说明王海藏的神术散（苍术、防风、甘草、生姜、葱白）是受到了麻黄加术汤的启发，治外感寒邪，内伤生冷，发热而无汗，可以代麻黄汤。如有汗去苍术、葱白，加白术，又名白术汤，可代桂枝汤。因此，又专门歌曰：“海藏神术苍草防，葱姜发汗代麻黄，除却苍葱加白术，太阳有汗此方良。”这样，就把仲景方与后世方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不仅如此，王氏善于结合临床体会，在论述经方时，加入自己所创方剂，使学者对经方的理解更加深刻。如对厚朴麻黄汤，歌曰：“厚朴麻黄汤石膏，细辛半夏味姜邀，还加小麦宜先煮，下气祛邪止咳标。”由于本方特点是用了小麦，因此专门对小麦作用进行了提示：“小麦甘平缓心气，用医心咳法殊超，咳而心痛为心咳，仿此临时加减调。”盖《素问·咳论》在谈到“心咳”时说：“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因此王氏说：“前人谓生脉散加茯神、远志，能治心咳，遵用不甚见效，余因参入开泄肺经之药，重用小麦煎汤代水，治之乃验。盖小麦甘平，为心之谷，缓心宁气，大有殊功，即从厚朴麻黄汤意化出，故附于此，以就正于当世。”并拟心咳汤歌诀曰：“心咳汤用北沙参，牛蒡甘桔石杏仁，茯神远志麦冬夏，小麦煎医心咳珍。”
王氏将麻黄加术汤与王海藏神术散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贯穿法”；将厚朴麻黄汤与自制心咳汤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变化法”。
此类例证，在王氏著作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
王氏对经典著作的真诚热爱，源于对其精髓的真正理解。如在谈到越婢加术汤与越婢加半夏汤的区别时说：“前越婢加术汤生津止渴，借白术入清热药中；此越婢加半夏汤下气定喘，又借半夏入清热药中。仲景加减成方，无非化裁后学矣。”所以大加赞叹曰：“千古医方仰仲师，一加一减皆精义。”
王氏在著作中，经常将经方方义与《内经》理论相联系，交相辉映，越发大放异彩。如谈到《金匮》排脓散与排脓汤时，歌曰：“排脓散汤方有二，汤草枣姜散芍枳，其中桔梗二方俱，可知排脓先提气，气不开提血不通，一言说破疡科秘。”并特别说明：“《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疽。’故欲消其肿，必先行血，欲排其脓，必先提气。举此以推，疡科之要可知矣。”短短的几句话，把王氏随其舅父学习疡科的独得之秘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后学。这不仅体现了他学识渊博、理论与实践功底的扎实，更证明了他医德、师德的高尚。
王氏在对经典的学习中，经常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给后人无限的启迪。如在《退思集类方歌注》及《增订医方歌诀》中都提到了《伤寒论》中“无阳”二字的真正含义。《伤寒论》曰：“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对于条文中“无阳”二字的理解，后人说法不一，多数医家认为是“阳气虚衰，正气不足之谓”，故不可发汗，另一些人则有置为阙疑者。王氏认为喻嘉言所说“即亡津之通称”、王晋三所说“无阳乃阳分亡津之谓”是正确的。所以歌曰：“无阳是亡阳分津，喻王二子说亦是。”现代伤寒学家胡希恕先生显然同意这一观点，在其所著《经方传真》（1994年4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中亦指出“阳气指津液而言”，“古人常称津液为阳气，或简称为阳”“此为津液不足于外，故脉应之微弱”，“体表已无充盈的津液，故谓此无阳也”。这对我们学习《伤寒论》中类似难解之句有一定的帮助。
柳宝诒先生说王氏读书“于后人书必分别疑似”，这在王氏对柯韵伯观点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伤寒论》曰：“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对此，柯韵伯在《伤寒来苏集》中将“汗出而喘，无大热者”改作“无汗而喘，大热者”。王氏认为：“然以余阅历，喘病肺气内闭者，往往反自汗出，外无大热，非无热也，热在里也，必有烦渴、舌红见证。用麻黄是开达肺气，不是发汗之谓。重用石膏，急清肺热以存阴，热清喘定，汗即不出而阳亦不亡矣。且病喘者，虽服麻黄而不作汗，古有明训，则麻黄乃治喘之要药，寒则佐桂枝以温之，热则加石膏以清之，正不必执有汗无汗也。”显然，王氏的论述来源于临床实践，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王氏对待经典著作态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王氏对《伤寒论》研究的成果，对现代医家影响很大，其中最主要的当推程门雪先生。程氏在其所著《伤寒论歌诀》（载于《书种室歌诀二种》）中多处引用王氏的观点。如对上述王氏批评柯韵伯之语，程氏就表示同意，认为“旭高谓：无大热，乃外不见大热，热在里也，必有烦渴、舌红见证，以补经文之不足，真实凭据，胜诸家空论多矣”。更补充曰，“按肺气内闭，郁热上蒸之汗，多出于头部，此辨证要诀也”，“应知舌边尖红，中间不一定红绛，多见白苔，所谓’苔白者，属肺热’是也。又其脉浮滑洪数，亦堪作据”。程老说理极为透彻，并点出了极为珍贵的主症，即辨证要点，与临床紧密联系，使后学受益匪浅。王氏论述麻杏石甘汤证时说“无汗汗出休拘泥，暴病多从实证看”，程氏亦同意其观点，认为“’暴病多从实证看’，此要诀也，不独喘病为然。麻黄治喘专药，寒则助桂以温之，热则助膏以清之，不必拘有汗无汗之分，盖有的据脉证在也”。可见二人观点完全一致。王氏论大柴胡汤方时说：“此下气分无形之热结，故不用大黄。”程氏赞曰：“王旭高所云，’此下气分无形蕴热也，故不用大黄’，可谓深得经旨，何诸家仍哓哓不释，必加大黄以合原方耶？何谓无形热结在里？曰心下急，心下痞硬，胸胁痞满均是，即前所谓少阳之里是也。与阳明里实证不同，只是无形气热，痞结三焦，方中半夏、黄芩、生姜、枳实，正下其结热也。”又一次对王氏的观点加以宝贵的完善和补充。王氏在论述栀子豉汤方证时说：“栀豉汤治阳明表……此是温邪之的方。”并自按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肺与胃近，故温邪之证，初起便在阳明，不似伤寒之必始于太阳而后及阳明也。夫温则宜清宜泄，而叶天士《温热论》未出主方，但云’挟风加入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入芦根、滑石之流’，试思加入何方之内，当知主治不出此方矣。”对此，程氏亦表示赞同，歌曰：“栀豉汤治阳明表……此是温邪初始方，用处最多当细记。”并自注曰：“温病初起，以此方为主治。鞠通银翘散即本此方，即叶氏《温热论》所谓’挟风加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者，其主方应亦不出此汤也。”二人观点又完全一致，且明显看出后者是继承前者的。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①王旭高对经典的学习和研究是有成就的，得到了现代著名医家的肯定；②王氏的研究成果对现代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多临床。临床疗效是对经典理论和各家学说学习成绩的检验，更是发现不足、确定进一步学习方向的指标。没有经常性的、大量的、实实在在的临床，既不可能体会经典著作的神奇奥妙，也不能尽到医生的职责，不断地向未知领域开拓。王旭高深明这个道理，因此在临床中付出了比一般医生更多的艰辛。柳宝诒说：“先生居锡城，去余家不百里，余弱冠时，犹及见之。吾乡有疑难证，无不求治于先生者。先生必沉思渺虑，疏方与之。厥后或效或否，或有无力再往者，先生必访悉之，令其再诊，以竟厥功。”从这段话可以体会到，王氏应诊区域很广，虽距其寓所百里，亦前往诊治；对疑难病证尤其重视，处方必先“沉思渺虑”；重视复诊，常不辞辛苦而随访病人，以获得病情真实结果的反馈。这种对病人极端热情、极端负责的医疗作风，为其不断提高专业水平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民间传颂，王氏医德高尚，出诊往往步行，远道者才骑马以赴。对贫病求诊者，不计酬金。对无力购药者，常免费给药。对远道病者，察病之浅深，预为之计，自初病至病愈，改方不取分文。在清末那个年代，战乱频繁，百姓生活艰苦，王氏亦并不富足，却能如此关心病人疾苦，值得我们后学景仰和学习。事实证明，具有良好的医德，有一颗善良的心，才能学好经方、用好经方，因此也才能学好中医。原因只有一个，人皆知经方药味少而疗效佳，但用经方能赚多少钱？可见，踏踏实实做临床，做一个医德高尚的人，是学好中医的最基本条件。
由于王氏重视临床，勤于临床，医疗水平才得以不断提高。所以柳宝诒说“吾乡有疑难证，无不求治于先生者”，经王氏诊治者“无不应手奏效”。王氏在《退思集类方歌注》中讲到了一个典型病例：“一人病后元气未复，复感风邪，舍于腠理，与卫气并居，而病为疟，发于夜而汗多。余思疟发于夜，是邪在营分，营气不能与卫气和谐，故多汗恶风。宗仲景桂枝汤，合玉屏风散，参入秦艽鳖甲汤意，一服而汗减，三剂而疟轻，转方减去黄芪、防风、秦艽，复入四君，调理十日全愈。后凡用治久疟营卫虚微，而邪仍留恋者，随证加入补气血药一二味，少佐柴胡以提之，无不应手辄效。”由此可见，王氏处方果然是“沉思渺虑”，确有熔古化新之妙。王氏将此方公开出来教给学生，名曰“桂枝黄芪鳖甲汤（内含桂枝、白芍、生黄芪、防风、秦艽、当归、鳖甲、浮小麦、炙草、姜、枣诸品）”，并反复申明运用此方的加减法及注意事项，足见其医德、师德的高尚。
第四，求创新。创新是学科发展的最终目的，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前面所说“跟明师、学经典、多临床”都是为了创新。从古至今，从《内经》问世到现在，中医学一直是在不断创新的，是在不断地靠自己学科内部的动力而创新的。
为了当前更好地创新，回顾一下先辈王旭高是如何创新的，会给我们以十分有益的启示。
王旭高先生所处的时代是清朝的中晚期，此前已经历了“康乾盛世”，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已经成熟，并有著名的《温热论》《湿热病篇》《温病条辨》等重要著作问世。王旭高对这些著作的态度很明确，即踏踏实实地学习、继承和研究。王氏对薛生白的《湿热病篇》尤其重视，这可能与江浙地区湿热病患者较多有关，为此专门编著了《薛氏湿热论歌诀》（载于《王旭高医书六种》）。书中开始即赞曰：“一瓢先生《湿热论》独具卓识，立言明简，而用药精奇，惜不立汤名，学者难于记诵。兹编歌诀，以便诵习。”这篇歌诀对薛氏原著次序略加调整，使辨证脉络更加清晰。最令人称道的是文中最后一段，对薛氏原著加以独到的总结，将湿热病的病因、病机及辨证与施治要点，寥寥数语，交代得一清二楚：“湿热非从表入里，始终当究三焦理。夫热是为天之气，而湿则为地之气。湿得热而湿愈蒸，热得湿而热愈炽。湿热两分其病轻，湿热交混其病驶。热多湿少当清泄，湿多热少当分利。湿热俱多上下闭，三焦俱病为难治。湿热化火劫阴津，引动肝风痉厥至。阳明经胃是冲衢，救胃生津扼要旨。”并说明“此条非原文，乃撮论中大旨，编为总诀，以附于末”。足见作者学习前人经验由博返约的概括能力。
热病的辨治成就始于《伤寒论》，发展于刘河间，成熟于叶天士，所以王氏在其所著《医学刍言》中特别指出：“伤寒另有专书，仲景《伤寒论》柯韵伯注最详，所宜熟读者也……后人如刘河间《热病论》，近时叶天士《温热论》，皆必读之书。”并特别指出：“吾吴为卑湿之地，病真伤寒者绝少，所看时症，虽曰伤寒，其实乃温热、风温、湿温之病，近淮阴吴鞠通《温病条辨》言之甚详。”可见王氏对学习当代医家的经验也是抱着谦虚态度，兼收并蓄的。从而证明一个真理：要发扬、创新，首先就要从认真继承开始，没有认真的继承，就妄言创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肯定要以失败告终。
前面已经说过，最能代表王氏学术成就的就是对肝病的证治理论，它体现在《夜话录》一书中。综观全书内容，涉及从《内经》到仲景著作、到后世医家的几乎所有治肝经验，其中最主要的是吸收了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所体现的学术成就。此正如前述中医学院二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讲义》所说：“这套肝病治疗方法，又很与叶天士治肝手法相近。”至于如何相近，本书已讲，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王氏这套治法，早已不是“相近”，而是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叶氏的水平，有所创新了。所以刘渡舟教授才说王氏《治肝三十法》“把肝病的辨证与治疗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王氏对湿热病及肝病的研究成果，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是：“与时俱进”应当是中医科研必须遵循的理念。
由于时代的变迁、气候与地域的不同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疾病谱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医生就要“与时俱进”，对新发、多发疾病进行重点研究。对外感热病，王氏体会到“吾吴乃卑湿之地”，患湿热、湿温病多，就把重点放到了对湿热病的研究。在《医学刍言》中就专门论述了“湿”“阴暑夹湿”“风湿”“寒湿”“暑湿”“阴湿”“阳湿”“湿化燥”“湿温”等湿病的各种治法。对内伤杂病，王氏在《退思集类方歌注》中强调，“大凡杂证多肝病”“杂证之中，肝病十居六七”。在《夜话录》中又说：“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因此，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肝病的研究，才有《夜话录》的问世。王氏对肝病的研究也确有成就。《医学刍言》在论“中风”时说：“中风一症，多系肝风上逆，猝然昏仆，口歪流涎，手足不遂。古来方法，治各不同，有言风从外入者，以小续命汤加减；有言风自内生者，宜熄内风；或夹气、夹火、夹痰，前人之论备矣。景岳直指为’非风’，全由精气内虚，惟进温补。此亦一说，不可不知，不可全恃。”于是提出自己的治法：“余每以羚羊角、天麻、钩钩、半夏、橘红、茯神、竹黄、竹沥、姜汁等。中于气而不语者，送下苏合香丸；热阻窍闭而舌强神糊者，化下至宝丹；痰多加九制胆星。”这些治法，显然与景岳蛮补者不同，而与近时多数医家治疗中风之法相近，证明王氏治肝方法确有创新，有其实用价值。笔者在临床中体会到，运用王氏《夜话录》中提出的理法方药，可以治疗内科杂病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疾病，而且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可见王氏所说“杂证之中，肝病十居六七”是符合实际的，前辈医家对王氏的赞誉也是有根据的。
临床、科研、教学，王旭高先生都摆在重要地位，是三位一体的，对我们又是另一个重要启示。王氏晚年为传道解惑，曾广收弟子。柳宝诒说：“门下士习业者，每年以十数计。”他教学认真负责，亲自编写《医学刍言》《外科证治秘要》二书，作为学生学习内外二科的入门教材。他所编写的各书歌诀，都是交给学生“以便诵习”的，要求他们“精思而熟读之”。他昼则带学生随诊抄方，夜则聚学生于书斋“西溪书屋”中，研读经典和讲解临床心得体会。所著《西溪书屋夜话录》就是在深更半夜、秉烛讲授中完成的。人们称颂其在中医教育事业上用力特勤、贡献极大，堪称医界之师表。王氏重视教学，固然是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但也应当认识到，教学相长，在教学中与学生思维互动，相互交流，往往会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如果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就可成为启动科研奇迹的开端。由此可见，临床、科研、教学确实是相互促进，三位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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