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升阳以除湿，淡渗以利湿。前述诸“风药”,即属升阳以除湿者。以其升阳，并有解郁作用。对此，《内外伤辨惑论》曰，“肾肝之病同一治，为俱在下焦，非风药行经则不可，乃受客邪之湿热也，宜升举发散以除之”。而且，“木郁者，遏于厥阴肝木于下”,因此，《脾胃论》更强调风药的舒肝利胆解郁作用，由于“厥阴为十二经之领袖，主生化之源”“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以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从而起到“风药升阳以发火郁”的目的。除补中益气汤外，东垣的诸多方剂，如升阳益胃汤、清暑益气汤、升阳除湿汤、升阳散火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皆大量应用风药，其道理即在于此。可见，东垣运用风药，不仅在于舒达肝脾，以助脾气上升，更在于根治“阴火”,这是我们尤其应当理解者。盖用风药使湿去热散，郁闭于下焦的湿热之邪消失，继发之“阴火”自除。 至于淡渗利湿之法，乃直接针对湿邪，同时使附着于湿邪之热邪亦从小便排出体外，乃给湿热之邪以出路也。如用补中益气汤，提出“如淋，加泽泻五分”;升阳益胃汤中有茯苓、泽泻；清暑益气汤中有泽泻，皆然。当然，一定要明确，东垣除湿之法，是以风药升阳为主，淡渗利湿之法并不居于主要地位。 ②选用直接清除“阴火”的药物。由于东垣所谓之“心火”即“阴火”,因此，在《脾胃论》中强调“于脾胃中泻心火之亢盛，是治其本也”。可见、清除阴火并非治标，而是治本，在东垣补益脾胃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题在于，任何治疗方法都应有其特定的针对性，应用清除阴火药物，也要首先明确其适应范围。 首先，一定要有“脾胃虚衰、元气不足”的基本证候。 其次，就要有相应的阴火“起于下焦”并郁于下焦的症状，以及阴火“乘其土位”即“阴火上冲”的症状。关于这个问题，东垣除了较完整地提出“始得之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等症状以外，余则散见于他所论述的多种疾病当中，而且多数是从选用特定清除阴火药物的角度而言的。现将其择录于下。 《内外伤辨惑论》在提到补中益气汤的加减法时说：如见心乱而烦，则“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扰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又说：“脚膝痿软，行步乏力，或痛，乃肾肝伏热，少加黄柏五分，空心服。” 《脾胃论》曰，“脉中兼见沉细，或见善恐之证，此肾之脾胃病也，当于本经药中加泻肾水之浮及泻阴火伏炽之药”“肾火旺及督、任、冲三脉盛，即用黄柏、知母酒洗讫，火炒制加之”“燥热及胃气上冲，或作逆气而里急者，加炒黄柏、知母”“黄柏之苦寒，除湿热为痿乘于肾，救腿足无力，亦除阴汗、阴痿而益精”“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故以黄柏苦辛寒，借甘味泻热补水……名曰清暑益气汤”“丹田有热者，必尻臀冷，前阴间冷汗，两丸冷，是邪气乘其本而正气走于经脉中也，遇寒则必作阴阴而痛，以此辨丹田中伏火也，加黄柏、生地黄，勿误作寒证治之”“堵塞咽喉，阳气不得出者曰塞；阴气不得下降者曰噎。夫噎塞，迎逆于咽喉胸膈之间，令诸经不行，则口干、目瞪、气欲绝……暑月阳盛，则于正药中加青皮、陈皮、益智、黄柏，散寒气，泄阴火之上逆”。 《兰室秘藏》曰，“厥逆，其证气上冲咽不得息，而喘息有音不得卧……如夏月有此证，为大热也……宜以黄连酒洗、黄柏酒浸、知母酒浸，以上各等分……为细末，煮汤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百丸至二百丸，白汤送下，空心服。仍多饮热汤，服毕少时，便以美食压之，使不令胃中停留，直至下元以泻冲脉之邪也”。 由以上引文可知，“阴火”导致的症状尚有：心乱而烦，烦扰不止；脚膝痿软，行步乏力，或痛；脉中兼见沉细，善恐；燥热及胃气上冲，或作逆气而里急；阴汗，阴痿；丹田有热，却见尻臀冷，两阴间冷汗，两丸冷；噎塞；厥逆，气上冲咽不得息，喘息有音不得卧，而发于夏月者。所用药物最主要的是黄柏，其次是知母，皆要酒洗。如兼肾水亏，可加生地黄。如阴火冲于上而兼火炎喘息气逆者，亦可加酒洗黄连。噎塞而气逆于胸膈之间，用药当寒热并用，理气散寒可用青皮、陈皮、益智，泄阴火之上逆仍当用黄柏。 以上症状虽多，其实仍属举例而言。征之临床，阴火上冲导致的疾病及其症状，远比上述所言更为繁多。读者对此应首明病机，再举一反三，在临床中即可应付裕如，万举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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