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经》是继《内经》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医学经典著作。全书八十一难中有三十二难沙及针灸学内容，在阐明经络学说中的奇经八脉理论，膾穴学中的八会穴、五腧穴理论，刺灸学中的针刺补泻手法、得气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
奇经八脉一名，即首见于《难经》，《难经》第一次提出奇经八脉是区别于十二经脉的一一个独立的经脉体系。“二十七难”指出：“凡此八脉者，皆不拘于经，故日奇经八脉也。”其“二十八难”、“二十九难”等对八脉的作用、起止、分布、病候等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使《内经》中那些散乱的内容归于统一，发展了奇经八脉理论，成为后人论述奇经八脉的重要依据。
其次是八会穴理论，《难经.四十五难》首次提出：“腑会太仓，脏会季胁，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血会膈俞，骨会大杼，脉会太渊，气会三焦外一筋直两乳内也’（注家谓即膻中穴）。
“热病在内者，取其会之气穴也。”这对后世临床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俞募穴理论，《难胫》虽未明确指出其具体穴位，但“六十七难’提到了“五脏募皆在阴，而俞皆在阳”，奠定了俞募理论基础。对十二原穴，《难经》将《灵枢.九针十二原》中五个五脏经原穴加“本输”篇六腑经原穴，再补充心经原穴兑骨（神门），使十二原穴趋于完整，并提出了原穴是三焦原气留止的部位，阐明了原穴的性质；治疗范围也由“九针十二原’的五脏疾病扩大到“五脏六腑之有病者’（见“六十六难”）。对五输穴理论，也有新的发挥，如配属五行及主治病证等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六十四难’阐发了五门十变刚柔相配的关系，成为子午流注的理论基础。“六十九难”以后，是有关配穴法及刺法理论的论述，包括针刺深浅、得气、补泻手法及配穴等内容。特别是关于双手配合操作和得气问题的见解，更值得注意。强调针刺操作过程中左手动作的重要性，指出“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当刺之时，先以左手压按所针荥俞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之来，如动脉之状，顺针而刺之。….不得气，是为十死不治也’（见“七十八难”）。事实证明，左手在针刺操作过程中有协同作用，用是否得气来判断病人的预后有一定的意义。至于“八十难；所谓“左手见气来至，乃内针，针入见气尽，乃出针”，也有一定现实价值。
五行学说的应用，在《难经》中除了五输配五行外，“六十九难”首先提出“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的补泻配穴原则，此即所谓子母配穴法。“七十九难”谢“迎而夺之者，泻其子也随而挤之者，补其母也。”还举例说明：如心属火，心病而泻本经俞穴，俞属土，则为迎而夺之的泻法；反之，如补本经的井穴，井属木，乃为随而济之的补法。又如肝病实证，刺本经荥穴，亦实则泻其子之义，因肝属木，荥屆火，木生火，火为木之子故也。将《内经》的迎随祁补泻原则，诠释为配穴法，明代汪机称为“子母迎随法”。对一病而虚实夹杂者，’七十五难”主张先补后泻，即所谓泻南补北法。此外，“八十一难”还告诫人们要认真掌握针刺补泻，不要“损不足而益有余”，造成不良后果。除上述取穴补泻之外，还提到手法补泻，“七十八难”谓进针得气之后，将针“推而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成为后世提插补泻的濫觞。
《难经》的针灸学成就对各家针灸学说也有重要影响。例如其奇经八脉理论，就是明代李时珍（奇经八脉考）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五腧配屑五行的五门十变理论，则为金代何若题的子午流注针经及其创立的子午流注学说打下了基础。八会穴理论，给后世医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明代的袁坤厚认为八穴可治气血、筋、骨、脉、髓、藏、府八者之病；而清代孙鼎宜则认为八会主治的热病，乃外感病的通称。在临床上，《此事难知》用绝骨治百节瘦疼；《针灸资生经》治上气喘咳用膻中；<针灸大成>杨氏医案治泻痢用章门、中脘《类经图翼》谓膈俞统治血病等，显然都是受<难经》八会穴理论的影响。
《难经》有关针灸补泻手法得气的记述，对后世各家针负学说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例如《针灸大成》就专列《难经补泻》一章，且用图表形式解释其涵义与应用方法。又如明代针负家徐风撰《金针赋》，其中有不少内容是继承与发扬《难经》学说的，如谓“候（气）之不至，必死无疑。”又：“是故爪而切之，下针之….弹则.补….等，既源于《难经》，又有所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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