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复兴道路上，“跟跑”“领跑”之说，无形中还是以产生于西方近代的科学形态为标准。这一科学形态，其益于人类发展的优势和带来的重大缺陷，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李约瑟提出的一个预言：虽然古代中国科学思想没能促进产生来自西方并持续发展到现在的科学范式，但却有可能为将来的新科学开辟途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优势引领自身大踏步向前，凸显了来自非西方文明模式的价值观自信。只是，如果“复兴”不能开拓出类比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功效、但又基于中华文化并能对生产力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新科学实证思维模式，很难谓之完全意义上的“复兴”（社会的物质根基层面仍是西式分科思维主导）。如何开拓，实现文明真正的跃迁？
以中医气学为重要基础的“实学”
大约在与西方兴起近代实证科学的同时，中华文明发展到明末或清初，广泛流行着一个词汇：“实学”。当老一辈研究者把科技实学（受西学影响的倡导）亦作为传统“实学”一个分支之际，他们实际上注意到一个现象，“实学”讲究“实证实修”，更多地体现在“人道”上（没有社会条件广泛展开和应用），在对自然规律的研究和把握上则开拓不足。
一百多年来，通过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优化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推进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在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社会巨变和进步的同时，有识之士深深陷入对发展科技引起的“二律背反”和恐慌之中。一般把科技引起的负面效应归结为对科技的应用不当，很少去质疑科技本身。不过，现在对“科技中性论”的抨击不在少数。只要我们承认科技理性的主体是人，那么作为价值和理性统一体的人决定了二者的不可分离。
我们越回望近代这种来自西方的科学形态，越发现它的局限性；在展望其未来前景时，人类无法保证它能够完全造福于自身而不产生危害因素，比如新近对ChatGPT后果不可预测的担忧是极为典型的。西方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形态，这是理性辉煌的胜利，但它不能承诺其力量和功效沿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去延伸和开拓。一些尖端科学技术为极少数国家、民族和人群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超额垄断利润，使其凌驾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以消耗自然能源、资源为主要方式的传统科技工业模式发展下去，毁灭人类依存的生态环境并非危言耸听。既有的西方主导的文明模式因失去广泛的道义基础而难以为继，背后的科技引领方式将不得不随着文明跃迁做适度的调整。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成功发展模式背后的文明因素便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它不是通过血腥罪恶的殖民、扩张模式，而是在内外平衡稳定的条件下实现了质的提升，其示范性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恰恰在新时代，对中华文明的推崇也具有了深刻的意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独特”谓之与他不同，“丰富”谓之内容不一，这些属于过去的科学理念与技术究竟在当代还能否发挥作用？比如，其中提到的“传统医药”（或“中华医药”），说它源远流长，自然前缀曰“传统”；说它产生于华夏大地民族，前加“中华”一词，都未尝不可。近年来，来自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中医药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活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社会和民众的支持。那么，在建构“人类新文明”的进程中，中医科技在治疗身心方面可否再度引领世界，值得我们思考。
“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是最突出的“实学”。把传统文化做到“实证”的层面，对人的身心健康直接起到促进和优化的作用，整体性地对待健康问题，真正让人延年益寿。至于背后与现代医学不同的内在机理和理念，则在大量“实证”“实验”的提供中才能得以进一步推进研究。中西医融合，首先应在尊重双方不同理论假说的基础上，争取在疗效上相互印证和改善。源于不同假说的理论，往往在“一法一术”中无法调和。这就带来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比如气学、气论，可否在更高层面与现代医学沟通、协调？中国的学者不仅提出了新的三层物质理论假说（《章文春：气论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见2020年1月23日本报第3版），而且中外学者将携起手来，把这一假说从实证的基础上不断确立下来。
这一过程是符合上述论证逻辑的，即现代科学必须向前拓展、传统（医学）科技又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解决与当代社会的适应和协调。一方面，传统“国故”“国粹”需要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手段做大做强。面对近现代强大实证的科技背景，任何即使是“优秀传统”的内容都要考虑在此基础上如何“表述”才能推陈出新。而面对最实证的经验，现代科学极易将其纳入自己体系来释读，如与其体系性知识不符，则往往走向“断然否定”的极端，全然不顾其可能带来的思想革命。这是科学及科学文化保守的一面。中医富有深刻的人文传统。人文德性与科技理性必会最终合一，以之建构的科学形态当然是人文化、道德化的科学技术，定能起到正向的积极效应。
将中医（华）气学纳入新科学的构建
“气学”是中华传统科技公认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对此研究要么是停留在思想家们的玄学思辨上，要么止于模糊不清、难以清晰表述的地步。如果在这一基础理论上不能创新，进而发掘和构建系统化、无矛盾的逻辑学说，且能与现代知识体系较好地融合起来，弘扬传统的基石就因不稳固而可能被架空。但我们可先拿“实”的东西出去。中医气学、中医气功疗法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和工具，它们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乃至“科学观”，同样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认识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现代医学尤其是西方医学并没有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深入探究并发展中医的理论。
中国学者建立了一套与现代科学接壤的广义“气学”体系（对中医气学亦作了修正和更新），满足了从世界观本体论高度（彻底的唯物论物质观）到基础理论（先为“混元气”之学说，后进一步发展为“三层物质理论”）假说，再到技术方法的系统化要求。新科学纲领内核构建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三十多年来克服重重不利因素，做了很多可重复的实验，取得了重要成果。尽管相对于现代科学体系大厦来讲，它还显得年轻、稚嫩、稀有，但在其理论指导下的突破性实验，足以产生强烈的震撼。这一“气学”理论体系，不限于“中医气学”，实质乃当代条件下对“中华气学”理论的重构。由于社会环境条件氛围的变化，此一学说的发展与验证受到极大制约。如果不能满腔热忱对待这一新生事物，我们有可能失去这一源于优秀传统文化而又最有可能占领生命科学前沿高地的机遇。
如果说“中医气学”还只是适用于人的身心范围（中医的基础世界观则超出了身心之界），那么“中华气学”则从宇宙观延伸至几乎所有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实验证实，新建构的“中华气学”理论在生产模式、生活模式方面引起的变革或超乎人们的想象。就是说，它可能引起的不只是一场中西文化融合的科学技术革命，亦可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在国家对发展健身气功、中医气功有专门的社会组织，至少说明国家层面承认“气学（功）”在医学上对人身心调养功能的地位（只是人为区分为医疗和健身的管理，割裂二者关联，不太合适）。中医气学可在“健康中国”战略中发挥重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多方面的统计数字能够佐证这一点。“中医气学”的医疗价值、健身效应很大。
“中华气学”由于与西医学甚至同纯粹的中医药学有显著差异，社会认同随着环境氛围的改变显著下降。如何在法治社会的轨道上，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一源自传统文化精粹的理论创建，使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发展，任重道远。对广义“中华气学”在工农业方面的实验基本终止。零星的如小麦增产、零磁环境下的生磁实验、改变量子几率分布等创建新的基础理论的判决性验证仍在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缺乏各方面的有力支持。当“土壤”和“氧气”不足时，“小苗”要长成参天大树，实现颠覆性的科技突破，是极为不易的。这种情况下，政策的支持非常关键，创造宽松的氛围尤为宝贵。这一方面，给创新提供必要的弹性空间是非常必要的。
中华气学、中医气学的实效性说明，既然与西方西学的理论基础截然不同，那就一定存在着把二者的解读都包容进去的更高科学理论形态的存在。只要我们在承认中医气学乃至中华气学效应上没有疑问，余下就是新的理论大厦的创建问题了。
当然，过程往往是复杂、长期的。19世纪末物理学史上新的实验无法纳入旧的体系解释，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才逐渐弄清楚。基本理论需要扩大领域作出新的假说，即就“气学”而言，已产生的相关基础性理论，比如从保持了较多传统色彩的“混元气”假说，过渡到今天首倡、与现代科学可以接轨的“第三层物质理论”假说，我们要为之验证更大范围的实效性提供开放的社会环境，改善创建者的生存条件，让更多的科学实验者按照其特殊的方法参与进来，使这种基础性理论能够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以身心健康的生命解放为目标旨向
“心学”术语在今天大有家喻户晓之势。民间就有人推崇阳明心学。犹记20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史》等教材把阳明心学归入“主观唯心主义”，对其人其观念的评价恍如隔世。但很多专家研究“实学”时，往往简单把“心学”作为与之对立起来的“虚学”，并非周全的概括。实际上，实心实学（或称心性实学）同样可看作儒家修养道德之实地用功。可以说，外王是实学，内圣同样也是实学（体现在社会人伦方方面面）。反过来说，外王的社会行为有“虚功”，而内在的修养则有无实修之说。此外，心性实修，要修的“心性”本虚、本空，才能在做社会事业上真正有所作为且不受声名之累。因此，“虚”与“实”并不等于价值判断，在不同语境中它们的含义大不相同。
那么，“实学”的基础“气学”与“心学”是什么关系呢？一方面，“气之精微”即为“心”，另一方面，“心”“意”作为“气”发展的最高产物，就有了“灵”的主动性，可以指导低阶原始之“气”。无论是中医气学，还是广义的中华气学，均有此立论，无须赘述。形（精、质）以气为中介，以意、心、性为引领，对应于现代科学的物质、能量、信息三大概念。中华传统哲学对物质（形、气）与意识（微细灵动之气）关系的认知，是建立在物质一元论基础上的彻底唯物论，并非一些学者基于近代西哲之划分标准、把多数中华哲人看作所谓的“唯心”论。道家、佛家哲学确有拟“唯心”之说，但在中华独特科技的基础性理论上并非主体组成部分。如此而言，“心学”就有了以“实气”为特征的基石，并非虚无缥缈（亦不同于有形之物）。不过，传统精、气、神之学说，理论庞杂粗糙，同样需要根据时代的变迁而发展之。中国学者提出的、现在还处于完善中的“意元体”理论，富有逻辑自洽性，解释力强，较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哲学、心理学乃至当代的意识科学、人工智能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为下一步对意识开展广泛的探究奠定了基石。
在中医气学等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当代中华气学理论的新建构（混元整体理论），揭示了笼罩在人类历史上、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超常智能”开发的可能性。与有史以来人类侧重开发基于局部智能及其外化功能不同的是，“超常智能”的发掘，真正掀开了人类的潜能世界，预示着人类文明突破的开端。所谓修心修性，不只是打好道德的根基，更重要的旨向是通过特定方法让意识潜能得以层层展现，服务于人类进化，使“全智全能”脱离其神学藩篱，还原于人自身。这一预言，汇聚于“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大同社会目标，特别值得向往和追寻。其手段不再是以向外无穷尽地索取资源和能源为代价，而是以人的超常意识可以调动的、取之不竭的“原始混元气”为中介，使之转化为能量和实体之物，实现人们梦寐以求的“有无相生”。时空整体信息理论——第三层物质假说所要探索的正是这一目标。
健康应包含身心两个方面，绝非一般的疾病之治愈或防治。在通往人类理想社会目标途中，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毋宁说是重要的条件，生命的解放——人的类本质的充分释放才是终极之旅。我们的生命状态在历史的长河中若一直徘徊在低阶循环，期望“真正的人的开端”的理想社会将很难实现。“霸道”主宰的当今世界，本质上并没有脱离动物世界残酷的丛林规则；惟私利是图极大制约着人类向前向上质的跃迁。应结合中华民族人文伦理道义重新加以诠释，使理想社会的目标清晰化，并与生命身心的需要糅合，给人以内在“受用”。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是“理想信念”的中国文化式解读。
在传统中医气学、中华气学的基础上，既融合而又超越当代科学，逐步构建将“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包容在一起的整体科学，产生新的文化、新的文明，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朱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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