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经脉别论》中记载：“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这段经文详细阐述了人体对饮食物的代谢过程：饮食物进入胃后，经过胃的腐熟，分离出其中的精微物质，并向上输送至脾；脾进一步将吸收的水谷精微与水液散布，再向上输送到肺；肺通过宣发肃降功能，调节全身水道，使水液一方面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另一方面经肃降作用下输膀胱形成尿液。经过肺的作用，水液精微得以布散全身，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并沿着手足三阴经和手足三阳经运行，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这一代谢过程与四时气候变化、五脏阴阳功能活动相互协调适应，例如夏季汗多尿少，冬季尿多汗少，同时五脏之间在水液代谢中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维持体内水液精微平衡与阴阳协调 。由此可见，该经文明确指出：其一，胃是水和食物摄入的初始部位，脾负责水谷精微的运化吸收；其二，肺在水液代谢中至关重要，被称为“水之上源”；其三，人体生理活动会随季节变化自动调整；其四，五脏在水液精微代谢过程中协同配合、相互制约。《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云：“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从天地自然角度，依据古代浑天说，天体自东向西旋转，东方为左属阳；大地自西向东旋转，西方为右属阴，所以左右是阴阳运行的道路。从人体角度，“男左女右”，气为阳，血为阴，左右是气血流动通道，也是阴阳之气运行的途径。左右并非绝对划分阴阳，而是体现对立统一关系，如同道路的两侧方向各异，阴阳通过左右路径实现相互对立、依存与转化，从而维持事物平衡发展。此外，《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提出“春三月，此谓发陈；夏三月，此谓蕃秀；秋三月，此谓容平；冬三月，此为闭藏”，即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三段经文蕴含的中医理论，与黄元御提出的 “一气周流” 思想紧密相连。黄元御认为，后天过程是“中气（脾胃）—— 四维 —— 五行”，先天过程则是 “气 —— 阴阳 —— 中气”，中气成为连接先天与后天的关键。“一气” 左升为阳，右降为阴，体现太极生阴阳；左升表现为木与火，右降表现为金与水，此为阴阳生四象；木火金水加上中央土的中气，构成四象生五行。五行并非独立存在，而是 “一气” 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协同作用，促使水火相交。尽管《黄帝内经》已对类似 “一气周流” 的理论有所阐述，但黄元御却称其 “一气周流” 思想源自《易经》。他在创制 “黄芽汤”（人参，干姜，伏苓，甘草）时，引用 “阴阳之始，玄含黄芽”（黄与土对应脾胃，芽象征脏腑生长依赖脾胃）。或许是因为黄元御自视甚高，只推崇黄帝、歧伯、扁鹊、张仲景四位医圣，故而将著作命名为《四圣心源》，开篇论述 “天人解”，却未提及《黄帝内经》，个中缘由耐人寻味。黄芽汤在中医方剂中独具特色，相比理中汤更为精妙，关键在于用茯苓替代白术。小小一方黄芽汤，通过灵活加减，竟可治疗约三分之一的病症。如肝木左郁引发血病，加桂枝、丹皮；肺金右滞导致气病，加陈皮、杏仁；心火上炎出现神病，加黄连、白芍；肾水下寒引发精病，加附子、川椒。其传人麻瑞亭受“一气周流” 思维启发，对黄元御的下气汤进行改良，形成云茯苓、粉甘草、炒杭芍、粉丹皮、制首乌、广橘红、炒杏仁、法半夏的方剂。该方通过八味药物的升降配合，调理人体气机，清除不良因素干扰，促使人体自身修复，进而治疗近百种疾病 。同样关注“一气周流圆运动” 的还有彭子益，他著有《圆运动的古中医学》。黄元御提出 “气统于肺，在脏腑为气，在经为卫。血统于肝，在脏腑为血，在经为营”，彭子益则认为 “营卫为中气外围，中气为营卫之根”，黄元御还指出 “胃者，卫之源。脾者，营之本” 。以 “圆运动” 思维审视桂枝汤，桂枝辛散疏肝，推动肝升；白芍味酸敛降肺，促使右降；大枣、甘草、生姜加强中气，既助脾升，又助胃降。桂枝汤堪称 “天下第一神方”，若以开阔视野运用，可治疗众多疾病，绝非仅用于治疗表中风证。从“圆运动”视角解读仲景的麦门冬汤，可见病人虽表现为肺肾阴亏，但原发病位在胃，最终病位在肺肾。麦冬用量最大，因其既能益胃阴、促胃降，又能滋心阴、生肾水、降心火，还可润肺去虚热，使肺气下降；半夏降胃，人参、大枣、甘草、粳米补脾助脾升。黄元御揭示了病机的大规律，而四维出现的问题多为临时小状况，如肺阴亏则滋养，肺不敛则收敛，肺有火则清泻，需针对具体问题灵活处理。肝肺是升降的辅助，心肾是升降的根本，脾胃则是升降的枢纽。中医理论中，“胃者卫之源，脾者营之本”，表明胃主卫、脾主营，卫属阳、营属阴，因阴升阳降，所以卫主降、营主升，卫与胃、营与脾功能趋向一致，且中气（脾胃）是营卫的根本。黄元御所言 “气统于肺，其在脏腑则曰气，而在经络则曰卫。血统于肝，其在脏腑则曰血，而在经络则曰营”，说明肺主卫、肝主营，营卫运行于中气（脾胃）外围，营主疏泄，卫主收敛，营行脉内，卫行脉外，营是卫之根，卫是营之华。调理营卫时，由于左路肝脾主营，右路肺胃主卫，所以需调理脾胃这个升降之枢，并兼顾肝肺。针灸调营卫也遵循此理，针善降，灸善升，二者配合使用。只有透彻理解营卫本质，才能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调理营卫不和，否则即便使用桂枝汤也难以奏效。在中医发展历程中，不同医家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各有侧重。黄元御立足脾胃，通过调动四维来挽救真阳。阳对人体至关重要，阳损则寿减，阳绝则命亡，而阳需依靠脾来充养，阳气充足则百病不生。李东垣的《脾胃论》虽以论述脾胃为主，但最终目的是救真阳，其先阐述肾阳正常与受损时人体的状态，再论述肾阳与脾胃的关系，凸显调脾胃的重要性。对于阴虚证的治疗，不同医家方法各异。朱丹溪滋阴泻火，见阴虚就补、见火就泻；张景岳阳中求阴，着眼于肾；黄元御则认为阴虚不仅是金水阴亏，更关键在于胃弱、胃气不降，导致金水失于收敛，心火上炎灼伤心阴，进而阴虚，他综观全局，利用阴阳互根原理治疗阴虚证；祝味菊扶阳治阴虚证。这些治法并无绝对对错之分，只是医家对人体认识的层次不同。黄元御治疗疾病时，综合考虑上、下、左、右、中、外六部病症，并融合水、火、湿、痰、瘀、痞、饮、郁八证。他明确划分病位为六部，并以中气周流为主线，清晰阐述各部之间的关系，相比机械分割病位却无法说明各部生理病理联系的理论。李东垣强调中气虚弱和下陷，吴又可在《瘟疫论》中着重论述“阳郁”，叶桂也提及 “郁”。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理解《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春三月，此谓发陈” 的内涵，领悟阳气升发、疏泄的重要性。从《长沙药解》可知，吴茱萸、细辛、桂枝等味辛药物，既能顺应肝的特性，又配合肺的宣发之性。因此，在运用火神派与滋阴派理论时，需仔细辨别郁热证与热证的差异。若能深入钻研黄元御学术，还可通过舌象判断脏腑升降状态，并将一气周流整体辨证与三焦辨证相结合。例如上焦热，可能是肺胃气逆导致心火无法敛降而上炎，也可能是心阴亏虚，使心火失去下降动力。中医辨证若能掌握医理，便能明确治疗方向，有的放矢。中医辨证 “求本”，而 “本” 并非单一，需综合人体之本、病位之本、病性之本等，相互参照，从而抓住疾病核心，确定以调理脾胃为主的治疗方案。中医各家学说的差异，本质上是五行立极点的不同，正如《难经・五十难》中根据病邪“从何经而来”，将疾病分为虚邪、实邪、贼邪、微邪、正邪五类。黄元御的黄芽汤、张景岳的熟地、郑火神的温阳之法、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各有其适用范围，分别针对不同的病机。黄元御遵循 “圆道八证二元辨证法”，仲景的六经辨证全称为六经八纲二元二次辨证法，这些理论都为中医临床提供了独特而有效的指导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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