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绍昆先生的《讲康治本<伤寒论>》（下文简称“讲论”），是其对《伤寒论》的“天问”之作，贯穿着先生对经方的起源、经方药证与方证、《伤寒论》三阴三阳与方证的关系、方证思维等诸多领域，深邃的思考。批阅之，时而对经方方证不可思议的疗效而心潮澎湃；时而对经方医学波折起伏的命运而涕泪哀婉。《伤寒论》成书至今，已两千余年。然其宛如树立在中医路上的一面叹息之墙，历代医家，皓首穷经，亦难凿穿。赵洪钧先生《伤寒论新解》感叹说：中医对《伤寒论》的重视，完全不必全面说明，单只现存的研究《伤寒论》的书籍便有约600种。这种盛况似乎超过了儒家后学对《论语》和《孟子》的研究。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奇迹。若从有关书籍的规模来看，既往对《伤寒论》的研究更超过了《论语》和《孟子》研究。例如，当前教师用的《伤寒论》教学参考书，篇幅竟达117万字，学生读的教科书也竟达57万字，而《伤寒论》原文只有3万多字。也就是说，一个字的原文竟要用十几个、几十个字去讲解（按：讲解并非平均分配，所以有些地方不止膨胀几十倍）。结果，本本弄得越来越厚。这么厚的书是否已将《伤寒论》研究透彻了呢？专家们说：没有！书中到处并列着许多不同的见解，当代专家非要借古人来说话，自然是自己还不明白。这又是与儒家经典研究大不同的地方。儒家后学对《论语》和《孟子》的看法分歧很少且无关宏旨。宋代之后，尤其如此。医家对《伤寒论》则大不同。至今对“六经是什么？”、“三阴三阳顺序”、“六经病纲领”、“伤寒传变次序”等大问题仍然众说不一。例如，对“六经实质“，今天竟有十来种分歧很大的看法，比古人间的分歧还要大。因此《伤寒论》仍是千古之谜。张仲景这位圣人远比孔孟二圣难以琢磨。“《伤寒论》仍是千古之谜，张仲景这位圣人远比孔孟二圣难以琢磨”，此道出《伤寒论》研究的真实状况。欲破解《伤寒论》的千古之谜，势必从《伤寒论》文献始。娄先生借助康治本《伤寒论》独特的行文逻辑，以求窥测《伤寒论》的终极奥义，其用力深而见地高。然站在文献学的立场上，康治本《伤寒论》并不早于宋本《伤寒论》。换言之：康治本是在宋本基础上，离析聚合而成。论证如下：仲景之前经方类文献，目前有清华简《病方》、北大秦简《病方》、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里耶秦简病方、《五十二病方》《和齐汤法》、胡家草场简牍医方、天长纪庄汉简医方、北大汉简医方、敦煌汉简医方、肩水金关汉简医方、额济纳汉简医方、居延旧简中的医方、居延新简中的医方、地湾汉简医方、武威医简、悬泉汉简医方、张家界古人堤简牍医方、湖南尚德街木牍医方、乌程汉简医方等。总计约有600余首药方，他们皆早于仲景经方。然这些药方的记述方式，皆不涉及脉诊；这些出土药方，绝大部分是丸散剂，汤剂甚少；含甘草的药方，也只有寥寥10首左右。《伤寒论》中的药方，与这些出土药方，不论在用药风格、药物剂量、服用方法等方面，相差极大。所以，与这些出土经方类文献相较，康治本《伤寒论》不会更早成书。当然，不排除若干年后，出土一部类似康治本《伤寒论》方的文献。刘宋至《翼方》之间，与仲景《伤寒论》相关的文献记载约有：1《经方小品》“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而世上有不啻九卷，未测定几卷，今且以目录为正。《张仲景杂方》有八卷”。（“张仲景《辨伤寒》并方”，其“并方”二字，暗示方在最后。）2《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3《天平圣惠方·伤寒论》（学界称之为“淳化本”或“六朝古本”）
4宋·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
这一时期的《伤寒论》，在体例上是前论后方。自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后，《伤寒论》方呈现出“方证同条”的结构。康治本是“方证同条”的结构，自然不会早至《经方小品》之前。刘宋至林亿校书之前这一时期，不同的《伤寒论》传本，三阴三阳的提纲证，并不相同。如：淳化：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而恶寒，其脉浮数，宜桂枝汤。玉函：①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而恶寒。②太阳病，其脉浮。唐本：①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而恶寒。②太阳病，其脉浮。（《千金翼方》）宋本：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康治：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对比，可以发现，所谓太阳病的提纲证，在《玉函》《翼方》是分作两条，且“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而恶寒。”在“太阳病，其脉浮”之前，淳化本虽合二为一作“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而恶寒，其脉浮数”，依然是“头项强痛而恶寒”而“脉浮”在后。宋本借鉴淳化本的处理方式，合二为一，但是将“脉浮”置于“头项强痛而恶寒”之前。即：宋本在诊断太阳病上，更为重视脉证。康治本则是与宋本同。再如阳明病提纲证：淳化：伤寒二日，阳明受病，阳明者，胃中寒是也，宜桂枝汤。唐本：阳明之为病，胃中寒是也。玉函：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宋本：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一作寒是也。
康治：阳明之为病，胃实也。
在对阳明病的认识上，诸多传本是不同的。淳化、唐本作“胃家寒”，宋本亦有“一作寒”的小注。玉函、宋本作“胃家实”。文献提示：至少有不少文献是支持“阳明病，胃家寒”，这或许也是《伤寒论·阳明病篇》有不少属于“胃家寒”条文的原因之一。出土秦汉简帛医药文献中，“寒”字多写作“塞”字。或“胃家寒”，在传抄过程中被写成了“胃家塞”。“塞”“实”二字，含义同，故又演变为“胃家实”。康治本“阳明之为病，胃实”，是删去宋本小注而成。或问：康治本有承袭《玉函》（六朝本）的可能，但《玉函》是“前论后方”，而康治是“方证同条”。康治显然在《玉函》之后。汉方学者远田裕正，将康治、《金匮》、宋本《伤寒论》相互比较，以证“康治在前，而《金匮》在中、宋本《伤寒论》在后”之说，并无太多可信之处。出土秦汉时期的医学文献中的药方，多作“治某某病方”，无严格意义上的方名。晋唐时期，同方异名，同名异方，屡见不鲜。以康治、《金匮》方名，断其文献之年代先后，难有信服之见。《金匮》较《伤寒论》更具有出土秦汉时期的医学文献体例与面貌，言“《金匮》在宋本《伤寒论》在前”可信；但据此更论“康治在《金匮》前”，则属臆测。每一时代的文献，皆有其体例与气象。康治本，显然不具有先秦两汉经方文献及六朝时期《伤寒论》的体例与气象。概言之：康治本不太可能早于宋本，认为康治本是《伤寒论》的原始本的观点，有待商榷。文献研究旨在“求真”，然“真”者多不可爱亦不实用。而研究医学文献，主要是“致用”。康治虽不早于宋本，但并不否认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康治本的整理者，对《伤寒论》的思考及其整理后的文本，或许直畅仲景本怀。若将康治本、康平本（日本另一传本）、国内的长沙古本、白云阁古本等宋本之后的《伤寒论》诸传本，对比观之，可以发现：日本《伤寒》学者，对宋本《伤寒论》是作“减法”，让《伤寒论》尽可能的“简洁明澈”；而国内《伤寒》学者是对《伤寒论》作“加法”，让《伤寒论》尽可能的“广大圆满”。前者符合东瀛士人的审美；后者则是中华文化的特征。《楞严经》说“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有时候，舍弃一些“非汝”之饰，方可得到“本真”。日本《伤寒》学者，自吉益东洞开始，即逐渐于简化《伤寒论》及临证辨证思维。如此作风，颇有禅宗“见则直下便见，拟思即差”之清灵明快。或许“减无可减”之时，或亦是回归中医学的“本真”之时。毋庸置疑，康治本不是《伤寒论》的原始本，但目前是《伤寒论》的“最简本”。故说，与其认为宋本在康治本上增加了什么，不如直面康治在宋本上删减了什么。先生的《讲论》，让人看到“简化”的精妙绝伦。康平本，亦可作如是观。（未完待续） #artContent h1#artContent p img#artContent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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