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最能体现中医“以人为本”的治疗特色，“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均是以证为核心，并随着证的变化而变化。准确辨证是临床难点，在错综复杂的症状中辨别证候，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识别证候的变化，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有鉴于此，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胡志希等学者组织编撰《中医证候学》教材，对证候的理论基础、辨证思想、证候分类、证候术语等进行系统阐释，作为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创新教材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中医证候学知识体系亟须整理
在此之前，全国尚无《中医证候学》本科教材，与中医证候相关内容散见于中医诊断学及中医内、外、妇、儿等临床学科中，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导致证候的理论体系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缺失。1997年，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发布，并于2020年进行了修订，明确了2060个证型的基本定义。《中医证候学》教材以《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相关内容为基础，首次将证候学的起源和形成、辨证思想、分类和临床运用、证候分析、辨证要点和证候鉴别全面地整理和归纳。将散在于临床各科的证候知识进行全面系统地分类、定义、注解，对相似证候的临床表现和鉴别要点进行梳理和点拨，对于精准辨证、提升临床诊疗思维水平，促进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学科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证候学完善“理法方药”中“法”的内容
“病”“证”“症”是三个重要概念，三者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区别。“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变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的概括；“症”即疾病过程中表现出的个别、孤立的现象，也是医生检查病人时发现的异常征象，如舌象、脉象等；“病”是反映疾病全过程特点和规律的代名词。“证”是反映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变的本质，所以“证”对疾病的揭示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证的诊断，是中医学特有的临床诊断形式，是证候三级诊断中关键的一步。若辨证错误，则审方用药就会出现严重偏颇。准确辨证在临床上并不容易，在疾病过程中，受体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证不可能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即使同一病种，由于在病变过程中受体质、居住环境、季节气候、生活起居、精神状态，以及药饵等多种不同因素影响，也可出现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证作为疾病的阶段性概括，必须充分体现其个体特异性和动态演变的连续性以及传变规律。“理法方药”是贯穿于中医辨证施治原则在实际运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法，明确病名、分辨证候、确定治则治法及方药的过程。其中“法”包含望闻问切四诊法、辨病法、辨证法和治则治法。因此，编撰《中医证候学》教材对于完善中医“理法方药”中诊法内容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医证候学加强“理法方药”中“法”和“药”的连接
中医证候学与方剂学、中药学等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知识体系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同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方剂学和中药学是中医证候学的重要应用。不懂证候就无法进行正确的辨证论治，导致临床处方用药偏颇。在中医诊疗过程中，医生会根据病人的证候确定合适的治法，继而选择适当的方剂和药物进行治疗，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辨证属于“理法方药”中“法”的范畴，在诊疗过程中起着桥梁作用，证候的确立是辨证论治的核心环节，也是遣方用药的依据。
中医证候学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其理论在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清代唐宗海的《血证论》是血证诊治的典籍，唐宗海遍览方书，从《黄帝内经》《伤寒论》中得到启示，认为脏腑、水火气血相互维系，互相滋生制约，创新性提出“治血先治气”的血证治疗关键和“火为血之魂，火升故血升，火降即血降”的病机特点。同时细化了血证的证候内容，如在咳血病的证候分类中，分为实咳、虚咳、痰咳、气咳、骨蒸咳、痨虫咳等，实咳中更细分为内受温暑湿热、胃火上炎、肝火逆上、内伤肺胀、痰加瘀血等不同证候类型。可见证候的发展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互融合的结果，对中医证候学的系统整理能加深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联系。
当今医疗领域经历显著转变——即疾病模式演变、诊断技术更新、治疗策略的调整以及人群生理特性变化，中医学理论体系需通过创新来适应“四大变革”。中医学作为多元、包容且持续进化的学科，要坚守中医理论的基石，继承其独特价值，坚持学科自我演进。中医证候学立足于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基础上，将散见于内、外、妇、儿各学科中的证候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和整理，形成以“四诊”“辨证”“辨病”和“治法”为主要内容的完整体系，对于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促进基础理论与临床学科的融合、提升中医临床诊疗思维都十分有益。（罗健 湖南中医药大学 谭朵廷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胡宗仁 湖南医药学院）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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