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发展史
1 中医药发展简史
1.1 原始社会中医药的起源（远古~公元前21世纪）
远古时期，自从有人类开始，中医药文化便开始孕育，云南的元谋人、山西的蓝田人、北京周口店人等的考古发现，在其文化遗址中发现他们在长期的自然灾害、猛兽、疾病做抗争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医药保健活动。随着人类不断进化，中医药的形成也在不断发展进步。在这段时期逐渐形成了中医药只是种中药物积累、医疗工具产生和一些治法。
药物知识的积累：有关中药起源的传说颇多，但以伏羲氏和神农氏为主，这与原始社会畜牧业、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共同采集，成群出猎，共同消费得来的食物或误食一些有毒的植物，引起腹泻 、呕吐 、昏迷，甚至造成死亡。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逐渐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态和性能，哪些植物对人有害、哪些植物对人有益。这样便积累了一些植物药知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不断改进。渔猎经济发展，则为原始人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鱼类、蚌蛤类食物，并渐渐认识了某些动物的脂肪、血液、肝胆、骨骼和壳甲等有一定的治病作用。随着采矿业的发展，人们对矿物的性能有所了解，并认识到某些矿物对治疗疾病有一定的作用，这样，人们又逐渐掌握了矿物药的知识。
原始医疗工具：在旧石器时代，还没有专门的医疗具, 新石器时代，人们掌握了磨制技术，能够制造出种类多而又比较精密的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物和装饰品、同时也产生了原始的医疗工具。砭石是我国最早的原始医疗工具、有剑形、刀形、针形、锥形、三棱锥形等，用于切剖痈疡、放血排脓、按摩、热熨等。后世的刀、针可以说是在砭石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1987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从一批古铜器中发现的二枚青铜砭针，其形状、大小酷似1963年在内蒙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长达4.5 cm石针，一端扁平，有半圆形刃，可以切开脓肿，另一端呈锥形，可作针刺之用。
外治方法：原始社会生活艰苦，环境险恶，卫生条件很差，因此各种伤痛疾病不时发生。考占发现山顶洞人遗骸化石上，大多可见到伤痕，可能是与维持生活和抵御侵袭的能力极端低下有直接的关系。原始人群在与猛兽的殊死搏斗和同类的自相残杀中，外伤疾病是最为普遍的。对于外伤而出现的疼痛肿胀、体表出血等，自然会用乎抚摸和压迫伤处，也可能用苔鲜，树皮或用泥土、捣烂的草茎、树叶等涂敷伤口。久而久之逐渐发现一些能够敷治外伤的药，其中多数是植物性药物，从而形成了最旱的按摩术和止血法；火的发明和使用，为原始的热熨法创造了条件。原始人在生火取暖的过程中，发现身体某些病痛能得到一些减轻或缓解，逐渐地又用兽皮或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贴附在身体的某一部位，用作局部取暖，且能保持较长时间的热感，其解除某些病痛的作用也更大，如腹痛、关节痛等，这就是原始的热熨法。原始人在用火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皮肤烧伤、烫伤等情况，甚至燃烧着的木材迸出的火星，亦能灼伤肌肤，但人们竟意外地发现某些原有的病痛，却因此而减裕轻或消失，于是积累了经验，产生了灸法。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与疾病斗争经验的积累，原始人用荆棘、甲壳、兽骨、鱼刺等除去异物，用石片刺破脓疱，放血消肿。这种针刺放血法为原始的针刺法，是针刺术最早的起源。后来甚至学会了运用燧石施行截肢、穿鼻、穿颅等外科手术。
在中医药起源中主要的代表人物：1、伏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伏羲是华夏人文始祖，三皇之首，也是中医学的始祖，羲古中医药学是伏羲文化中最具精典的一脉，是中华文化、中医文化的瑰宝，是指包括伏羲从远古时期仰观腑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创画八卦、辨阴阳、分五行，造书契以代结绳记事、倡熟食、尝百药、制九针、明脏腑、识经络、用砭石、按跷、导引、艾灸等疗疾解痛的古老医药方法及学说。是伏羲对中医药学的伟大贡献，也是后世历代中华医家先贤传承、丰富、发展、创新、整理、编撰中医药典籍的主要理论基础依据和源泉。
2、神农氏：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远古时期），神农尝百草。《淮南子·修务训》曰“古者民茹草饮木，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之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搜神记》记载“神农以储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插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这些记载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医圣药祖的形象。延六十四卦。神农氏对伏羲氏八卦思维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帝王世纪》载:“庖牺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
3、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构建中医理论。作为中国文明的第一帝，黄帝的功绩并有仅仅限于政治、军事。其丰功伟绩还在于深研医学、使中医理论系统化，成为中医学的创始人。晋代医学家葛洪在《抱朴子·极言》中有系统的论述:“……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 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谘涓子,论道养则资玄素二女,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黄帝在学习中主要涉及到医学、气功、养生、房中、针刺方面的内容。与臣子雷公、雷岐等一起研讨医学理论，撰写医诊著作，并被后人编辑为《黄帝内经》。
1.2 夏商周时代（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
早在夏商周时期，夏代（公元前2100-公元前1600年）制陶、商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制铜器皿，为中药调剂、煎煮提供依据。并且在此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商代伊尹创制汤液，据记载，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谓：“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另根据甲骨文记载，甲骨文中与疾病有关的323片，记载疾病40多种。按照生病的部位命名的疾病有：疾首、疾耳、疾目、疾自（鼻）、疾齿、疾腹、疾子等。甲骨文中已出现一些专门的病名，如：疟、疥、蛊、龋等。甲骨文还记载有医治疾病的方法: 如针刺、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药物治疗，并有沐、浴等文字。商代已有管理疾病的小臣，甲骨卜辞中的“小疾臣”，就是既能医治疾病，又从事医疗管理的人。
据《周礼.天官》记载，西周（主要指西周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年）时已有医师分工，记录有医师、食医、疾医和疡医的分工，并且周代已经开始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我国中医药学发展很早，但正式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代。《诗经》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具体药物的书籍。书中收录100多种药用动、植物名称，如苍耳，车前草、桑椹、合欢、瓜蒌、益母草、芍药、枸杞、鲤鱼、蟾蜍等，并记载了某些品种的采集、性状、产地及服用季节等。《山海经》是记载我国玉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我国各地名山大川及物产的一部史地书。它和《诗经》一样，并非药物专著，但却记载了更多的药物，并明确指出了药物的产地、效用和性能，说明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山海经》记载药物的统计，各家有所差异，一般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另有3种不详何类，共计126种。服法方面有内服（包括汤服、食用）和外用（包括佩带、沐浴、涂抹等）的不同。所治病种达31种之多，包括内、外、妇、眼、皮肤等科疾患。而其中有关补药和预防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我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萌芽。
夏商周时期卫生保健已有萌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洗脸、洗手、洗脚、洗澡等卫生习惯。甲骨文中已盥、沐、浴、冼等象形文字的出现。公元1935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王墓中,挖据出壶、盂、勺、盆等全套盥洗用具。这一时期,环境卫生也开始受到重视,建造房屋已注意到对于环境的选择,人们更愿意住在干燥 向阳、寒暖适宜,靠近水泉的地方。瓦的使用是西周人的创造,它能排水、防晒、保暖,保护房屋,对人类的卫生保健非常有益。《礼记》中有早晨起来洒扫厅堂与居室的记述,还有灭鼠、灭蛟的记载,“穹室熏鼠”对于预防传染病,保护环境免受污染,有着积极意义。此外,人们开始注意清洁水源,讲究饮水卫生,采取措施防止水源被污染。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凿井而饮,到了殷商时期,井凿得更深,人们还经常挖出井中的淤泥和污垢,擦以新水。饮食卫生也有较大的改进,西周时期有专人管理王室的饮食和配膳,用冰冷藏食品。此外良好的饮食习惯开始养成,饮食营养方面的知识,烹饪技术,食品配伍的经验逐渐丰富起来《礼记·礼运》日:“饮食必时”人们开始注意到饮食与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
虽然说夏商周时代有关我国中医药文化形成的记载较少，但在中医药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中医药发展的过渡阶段，为后期中医药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3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至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这段时期，当时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显著，学术思想日趋活跃，受当时时代背景影响涌现出“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鼎沸现象，随后秦统一六国，社会进入安定统一时期，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发展，其中中医药的发展也在这时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
经典巨著：我国中医四大经典巨著《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和《难经》在此时期成型。《黄帝内经》系统总结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确立中医药学理论原则，标志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初步成型；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编撰成《伤寒杂病论》被称为“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瘟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神农本草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典籍，主要总结东汉以前药物，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难经》，权属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为神医扁鹊所著。扁鹊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诊疗的方法，扁鹊当时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被后人誉为“医祖”。另有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该著作以52种疾病（实际为103种）为篇目标题，记录医方300左右，但能够辨认的为28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所载尤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大，治法除外用和内服外，尚有炙、砭、熨、薰等多种外治法，书中收载药物247种，其中有半数为《神农本草经》所不载，是现存最古的一种医方著作。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不仅涌现了神医扁鹊、文挚，医圣张仲景，还有著名神医华佗，东汉末年，“外科鼻祖”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较西医的麻醉药提早了1600多年。
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春秋以前,临证医学基本上处于凭借朴素经验治病的阶段,所用药物以单味药为主,而《内经》出现了,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春秋战国以后,医学有了较大发《五十二病方》《治百病方》中所记载的医方,几乎全是复方,已孕育着辨证施治的雏形。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的出现,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一大特色,是理法方药的概括,对疾病的诊治先后,以辨证、治则和方药的次序加以阐发,形成指导临床的规范模式。
中医药对世界医药发展的影响：早在秦汉时期，中医就已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到了汉代，丝绸之路将中药材大黄带到了欧洲。
1.4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公元200至公元581年期间，中国的文化和科学等有了重要发展，在魏晋时期，佛教也在全国迅速传播。随着朝代发展，结果有关天文、数学及中医药学知识发展兴盛。医药学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汉代的基础上，广泛总结经验，出现了大量的医学著作，特别是脉学、针灸学、本草学及方剂学方面。
医学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脉学理论的发展，病源症候学的确立和针灸疗法的总结。切脉是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脉诊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王叔和及前人脉学之大成，在公元3世纪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脉经》。
王叔和,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诊脉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他在《脉经·序)中深有感触地说:“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其总结《内经)《难经》以来逮于扁鹊、华佗、张仲景等经论要旨,旁及古代有关说脉之篇,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著成《脉经》10卷。该书确立寸关尺三部定位脉诊,并将众多的脉象归纳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等24种常用脉象,后世脉象的种数虽有增加,但基本不出其左右。王叔和形象地描述了每一种脉象的指感形象,使人易于掌握,容易辨认,能更好地运用于临床。《脉经》首次对中医脉学,从理论到临床运用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使脉学理论和方法进一步统一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从而成为传统医学中独特的诊断方法。
《脉经》总结了3世纪以后的脉学理论,规范了诊脉的方法,阐述脉诊的临床意义,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脉经》诞生后不久,即流传到国外,对阿拉伯、日本、朝鲜等国脉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阿拉伯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的名作《医典》中所记载的脉学内容,很多都与王叔和的《脉经》一致。我国的脉学成就,就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的。
王叔和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整理编辑了已失散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使之得以流传后世
病源证候学的确立：古代医家对于病因的探究由来已久,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到秦汉时期形成了“三因致病”的基本病因概念。
针灸疗法的发展：针灸是我国中医学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医学史上许多名医如扁鹊、张仲景、华佗等，都精通此术。皇甫谧总结前人经验及典籍精华编撰了针灸巨著《针灸甲乙经》，是最早及最完整的针灸疗法参考文献。此书共12卷，主要内容分为两类，一是基本理论，包括生理功能、病理特点、俞穴主治、诊法和针道等；二是临床治疗，包括内外妇儿诸科，以内科为重点。该书总结了公元3世纪以前的针灸学知识，统一了针灸穴位，讨论了针灸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证，促进了中医针灸学的发展。
中医学教育方面：公元443年南朝出现朝廷指派医师教育中医药，公元493年，皇家学院设置有中医学博士及助教大力发展中医药。
药物学及方剂学发展：方剂学市中医药文化发展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葛洪编撰完成了巨著《肘后救卒方》或《肘后备急方》，是临床第一部急救手册。书中描述临床常见疾病的疗法，也包括预防策略，例如使用格离区防止传染病漫延，同时又提议利用药物预防疾病发生。葛洪主张利用简、便、廉、验的疗法，一些方法沿用至今，如草麻黄及常山分别用于治疗哮喘及疟疾。据此书记载，当时对于一些传染病如伤寒、痢疾、疟疾、天花、麻疹及霍乱等已有较清楚的认识。这为巩固和发展中医药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中医药文化形成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经典名著，南朝期间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编撰完成《神农本草经集注》，共记录730种药物，除了增加对每种药物的说明外，还将药物分做玉石、草本、虫兽、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成为后期中医药分类的标准，也为中药学分类奠定基础。陶弘景亦将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改篇，撰成《肘后百一方》，指导当时临床，促进中医药文化发展。中药炮制对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印记，第一本药物炮制学专着《雷公炮炙论》就在此时期诞生，书中主要描述植物类药，系统地总结药物炮制方法，如炮法、蒸法、煮法等，时至今日，这本巨著仍旧被高度重视。另外公元479 ~ 502年间，南齐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外科专书。广泛记载了公元5世纪的各种外伤疗法及皮肤病如疮、疖、疽等疗法。其中的一个经典是提及用水银药膏治疗皮肤病。
在药物学发展阶段，服石、炼丹术与制药化学亦有发展：服石起源很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不过那时只是作为治疗疾病的一种手段。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大不相同，服石成为了一种风气，显示一种地位。炼丹术发展主要是先秦方士为了迎合统治者长生不老的愿望，吸纳冶金技术，炼制专门的“灵丹妙药”，由此产生了炼丹术。炼丹术和制药化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道家八炼丹术称之为“方术”，西汉时期已有炼丹的记载，东汉时期炼丹成风。晋代著名炼丹家道教代表人物葛洪，总结炼丹经验编撰成炼丹著作《抱朴子》专门讨论炼丹。由于炼丹技术成熟，通过炼丹积累起丰富的冶炼技术和化学知识，扩大了化学药物的应用范围并促进了制药化学的产生。
1.5 隋唐五代时期（公元581年-公元960年）：
1.5.1 隋朝（公元 581～618 年）
这段时期战乱频繁，隋朝建朝30多年，中医药文化发展较为缓慢，在公元610年，巢元方被隋政府指派编写《诸病源候论》又称《巢氏病源》。这书共 50卷分67节，论述了 1,700种病症。它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反映早在隋代就对病源的探讨，发病机理的分析，以及对症候的描述方面，有了相当深入、系统地探索，是中国最早的病因证候学记录。此书内容涉及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皮肤学、眼科及耳鼻喉科。这本书对病症的详细描述，引起深远影响，许多后世中医著作对有关的论述都是直接或间接引用本书的原文及论点对中医药发展贡献巨大。
1.5.2 唐朝（公元 618～907年）：
隋朝后唐朝快速发展，建立了完善的行政机构，创建严密法治，经济迅速发展，唐代的发展使其成为富饶、高度文明的国家。在唐朝，文化艺术、佛教儒学快速发展。在此时期，政府重视医疗，并且频繁与外来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医药内容，使得中医药文化在此时期快速发展。唐朝政府设立由行政、教学、医疗及药工四部的“太医署”，医师培训后，主要会为皇帝，皇室及贵族们服务 。医学教育分为两方面：医疗及药学。创立 “皇室医学院”，设立医科、针科、按摩科和咒禁科。医科教学，学生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之基础课程，然后再学习临床之内科、儿科、外科、耳鼻口齿科及拔火罐科。咒禁科即以法术驱邪治病，是受道教及佛教等影响的重要中国传统，反映了中医全面性的治疗手法中，精神修养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造药园，唐朝政府在京城创建药园，招收青年学习生，学习药材种植及制作。唐朝政府在开办中医药教育的同时，设置了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设立考试制度的国家。太医署非常重视考试，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每月、季及年都有考试，以评核成绩，并规定学习九年仍不合格者，即令退学。而医师们的升迁制度也是基于他们的成功治愈率。唐太宗执政期间，唐朝政府开始成立地方性医学教育机构，使中医药教育形式跳出了“师承”，极大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
唐朝政府与外界交流频繁，疆土不断扩张，交通运输水平也得到改善，中国派医师到外面如高丽、日本、印度及越南等，很多前述的医著又被翻译成该国语言。中医学开始渗入其他医学文化。另一方面，这些外来的文化也扩充了中医学内容。从韩国输入了很多草药，例如人参、白附子、 玄胡索等，从越南输入的也有香草，苏木和丁香等。公元731年即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日本律令《延喜式》即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由于佛教普及，僧侣们常常往印度朝圣，加强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许多印度医书被翻译成中文，据记载当时有印度医生在中国行医。中医眼科技术的提高也归功于印度医术。作为回报，中国药材例如麻黄、人参和白芷等被带到印度。由于阿拉伯商人到中国经商，中药也影响了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将炼丹术、脉诊技术以及草药如大黄、肉桂等带回国。炼金术就是经此而流传到西方其他国家。另一方面新品种草药例如香、没药和葫芦巴等输入了中国；来自波斯的无花果，今天仍是中医用于通便的常用药。此外西藏医药也从中医及阿拉伯医学中获益。
医药著作及医药大家也相继涌现，唐朝首创由政府委任组织编撰药典颁行全国。在公元 657～659 年间，唐政府命令苏敬等20位同业专家集体编撰，同时又诏令在全国各地征集道地药材，绘成药图。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政府颁行的药典 《新修本草》。比欧洲最早的政府药典要早多个世纪。药王孙思邈著作的《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千金要方》共30卷记载5300首医方。《千金翼方》共30卷记录了2571条药方。孙思邈对疾病的观念及疗法至今仍受高度重视。当时他已了解到霍乱及痢疾的成因是饮食不洁，而非人们普遍相信的邪恶之说；他正确地认识到肺结核是一种肺脏疾病，亦是创新的观念；他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麻疯病专家，有记录说他治疗过600个病例。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陈藏器深入实际，搜集了《新修本草》所遗漏的许多民间药物，对《新修本草》进行了增补和辨误，编写成《本草拾遗》。此书扩展了用药范围，仅矿物药就增加了110多种，且其辨识品类也极为审慎，根据药物功效，提出宣、通、补、泻、轻、重、燥、湿、滑、涩十种分类方法，对后世方药分类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朝执政期间，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在此时期中医药文化发展中涌现了一批卓越的人才：“药王”孙思邈：是中国医药发展史里最有影响的医师之一，孙思邈精通医药、佛教、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贡献自己的一生为普通百姓服务。他相信最佳的治疗方治是预防疾病发生，最差的治疗方治是当疾病开始后才处理，后者意谓医师们不能保持病人身体健康。编撰著作《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创新诊疗，市医学历史上第一位记录脚气病之诊断、治疗及预防的医生。孙思邈倡导积极养生，反对魏、晋时期盛行的服仙丹求长生方法，强调更积极的方法，例如锻炼气功、体操及推拿等，以达到延年益寿之目的。他反对日常生活中过度饮酒、食用未经处理的肉类及在公共场所吐痰。孙思邈认为在诉诸用药之前，应先尝试饮食治疗。孙思邈在针灸和药物方面创新研究，他主张针药并用，并探索出新的应用穴位，创制彩色经络图。他认为艾灸应该在施行针刺疗法之前执行，而且强调使用 阿是穴，是今天被医家们常用的穴位。孙思邈有非常丰富的草药知识，而且非常注重收割季节及处理药材方法。对中国药物学发展有突出贡献，被后人尊称为’药王’；王冰：王氏少时笃好易老之学，讲求摄生，究心于医学，尤嗜《黄帝内经》，曾“于先生郭于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自天宝九年(750)至宝应元年(762)，历时十二年之久，注成《素问》24卷，合81篇，王氏对运气学说很有研究，其理论见解记述于补入的七篇大论的注释中，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他对辨证论治理论也有所发挥，如治疗元阳之虚，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而治疗真阴之竭，则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是迄今临床治则的名言。著成《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王氏另有《玄珠》一书，宋代己佚。世传还有《玄珠密语》十卷，《昭明隐旨》三卷、《天元玉册》三十卷，《元和纪用经》一卷等，皆后人托名之作。蔺道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唐代医僧。蔺氏的学术思想源于《内经》和《难经》，以气血学说为立论依据，继承了葛洪、《干金要方》和《外台秘要》等骨科方面的学术成就而有所创新。他第一次倡导和规定了骨折脱臼等损伤的治疗常规:即清洁伤口、检查诊断、牵引整复、复位敷药、夹板固定，复查换药、服药、再洗等。介绍了正骨手法的14个步骤、方法和方药，并论述了处理损伤、关节脱臼以及伤科常用的止血、手术复位、牵引、扩创填塞、缝合等具体操作技术。后成书《理伤续断方》，改名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书中载40余方，有洗、贴、掺、揩，以及内服诸方，奠定了骨科辨证、立法、处方和用药的基础。其内服方以大活血丸、小红丸、大红丸等活血祛瘀止痛之剂，常用药有草乌，乳香、没药、血竭等，这些方药一直广为临床习用。王超，唐代医学家，复州景陵（今湖北天门）人。精于针灸，治病多奇效，所著有《仙人冰鉴图诀》（一作《仙人水镜图诀》）一卷，未见传世。
1.5.3 五代时期（公元935~960年）
唐朝崩溃后，又进入短暂的战乱周期，中医药发展较为艰难，但在此时期中医药仍旧艰难前行。翰林学士韩保昇等受蜀主孟昶之命编成《蜀本草》。它也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参阅有关文献，进行增补注释，增加了新药，撰写了图经。该书对药品的性味、形态和产地做了许多补充，绘图也十分精致，颇具特点，李时珍谓“其图说药物形状，颇详于陶（弘景）、苏（敬）也。”故本书常为后人编纂本草时所引用，是一部对本草学发展有影响的书籍。
1.5.4 隋唐五代时期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隋唐时期，百业兴盛，国富民强，这时候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贸易上的往来，与此同时中医药也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得到了交流。在当时，中国医学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许多邻国如日本和朝鲜，产生一定影响。
中朝交流：隋唐时期，中朝交注更加频繁。在频繁的交流过程中，中国医药学和医药制度逐新被朝鲜所接受,朝鲜效仿中国也设有医学博士，并以中国的医书为教科书。在我国医学传入朝鲜的同时, 朝鲜的医药知识也传入中国,朝鲜的药材如人参、牛黄、昆布等。陆续输入我国, 在«新修本草»中记载了朝鲜的白附子、延胡索、担罗等, 朝鲜药物的输入丰富了中国本草的品种。朝鲜和日本在这一时期，不断派留学生到中国来求学。中医药学和医事制度逐渐被朝鲜所接受，而朝鲜的一些医学思想也传入到中国，如《外台秘要》中记载了“高丽老师方”。另外，还有一些朝鲜草药也传入到中国，如人参、昆布和芝草等。
中日交流：中日医药交流：自秦汉以来,我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造隋使”“造唐使”“学问僧”来到中国.从7世纪到9世纪末，日本先后13批人来到中国.他们把中国的佛教、典章制度、文化技术、包括医药知识带回日本。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造药师惠日、倭韩直福因、管原清等来中国学习中医药，经过16年,学成回国。以后又有很多留学生来中国,由于留学生不断返回,中国大量的医学书籍传入日本.使日本的医学发生深刻変化。 日本的医药制度也大都效仿中国.规定《素问》《灵枢》《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为医学生必读的教科书。
日本政府还邀请中国学者到日本讲学。唐代扬州明僧鉴真，自743年至753年历经10年，6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鉴真带去了大量的佛经、文物及医药书籍以及乳香、龙脑 香等药物,他在日本传播佛教的同时,还行医治病。鉴真通医学,尤擅长本草,能用鼻闻、舌尝等方法,辨别药物的真伪,他将使用、鉴别药物的方法传授给日本同行。鉴真留传后世的医书《鉴上人秘方》成为当时日本的医学宝鉴。他曾治愈日本光明太后的宿疾,被称为“过海大师”。763年,鉴真逝世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以后日本医家一直把鉴真奉为医祖。在日本的皇室仓库内,至今仍藏有唐朝运去的60多种药物。
日本在大量吸收中国医学的经验和医事管理制度后,逐渐形成汉方医学体系,在明治维新引入西方医学之前,汉方医学直居于日本医学的主导地位。
中越交流：越南在隋唐时期和中国之间交往也十分频繁，中国许多名士到越南去讲学。并把一些文化和医药知识一同带去。同时，越南也把许多草药或成药作为贸易商品或相赠礼品带到了中国，如丁香、白花藤、琥珀、犀角等。
中印交流：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国，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至隋唐时期，中印两国交往不断， 许多佛教僧侣往来于中印之间随着佛教的兴盛，印度的医药知识夹杂在佛教中，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公元629-654年间，唐朝僧人玄奘去印度取经，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记)，记录了印度人的饮食生习惯和医疗用药等内容，许多僧侣都懂医术，这样，在翻译佛经的同时，也就把大量印度的医药知识介绍到中国。除了翻译佛经介绍佛学外，此时还翻译了一些印度医书，印度的眼科比较发达，来华的印度医生以眼科医生居多。此外，有不少印度药物在当时作为贡品传入我国，如郁金香、阿魏、龙脑、丁香等，天竺桂由印度移栽到我国闽粤浙沿海。
隋唐时期中印医学交流，虽然以印度医学影响中国医学为主，但是中国医学也为印度所接受，唐代高僧义净，在印度度过了20多个春秋，他将内容丰富的中国医药学介绍到印度。其所著的《南海寄内法传》记述他在印度用中医方药苦参汤和茗(茶)治愈热病患者的经历。义净还向印度介绍了中国的本草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他还对两国的药物作了比较。到了宋代，由于皇帝多信奉道教，印度医学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衰落影响渐弱。
中阿交流：隋唐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往来频繁，随着商人的到来，阿拉伯方药大量输入中国，矿物药有：绿盐、石硫黄、密佗僧等；植物有：乳香、没药、安息香、胡黄连、沉香、芦荟、琥珀、补骨脂、苏合香等；动物有：象牙、牛黄、犀角等。与此同时，我国的药物、脉学、炼丹术也传入阿拉伯，并且经过阿拉伯传入西方，对世界医学及制药化学的发展做了贡献。
隋唐时期，我国与国外的医药交流超过历代，中外之间的交流，既丰富了我国的医药内容，又对这些国家的医药学发展产生了定影响，促进了世界医药学的发展。
五代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经过南北朝时期的长足发展，继续影响医学，佛教的医学思想，以及道教所推崇的养生论，都被五代时期的医者普遍接受。但无沦如何五代时期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使医学发展迅速，为中医药的进步制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
1.6 宋金元时期（公元960-公元1368年）
1.6.1 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
宋代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当宋朝政府开设医学管理机构，主要有校正医书局，时国家药局，太医局，推动了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加速了中医药的完善，当时临床医学的进步，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药品数量的增加，功效认识的深化，炮制技术的改进，成药应用的推广，使宋代药学发展呈现了蓬勃的局面。
开宝元年（公元973年）刘翰、马志等奉命在《新修本草》、《蜀本草》的基础上修改增定宋代第一部官修本草《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发现其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经李昉、制知浩等重加校定，较《新修本草》增加药物133种，合计983种，名《开宝重定本草》，苏颂称本书“其言药性之良毒。性之寒温，味之甘苦，可谓备且详矣。”嘉祐二至五年（公元1057~1060年），又出现了第三部官修本草，即《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此书由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编写，以《开宝重定本草》为蓝本，附以《蜀本草》、《本草拾遗》等各家之说，书成21卷，较《开宝本草》增加新药99种，合计载药1082种，采摭广泛，校修恰当，对药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由苏颂将经国家向各郡县收集所产药材实图及开花、结果、采收时间、药物功效的说明资料，以及外来进口药的样品，汇总京都，编辑成册，名曰《本草图经》。全书共21卷，考证详明，颇具发挥。本书与《嘉祐本草》互为姊妹篇。元祐七年（公元1062年）陈承将两书合编起来，附以古今论说及个人见解（名《别说》），故名《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上述诸本草均已亡佚，然其内容仍可散见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后世本草中。
宋代本草学的代表作当推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氏为四川名医。他整理了经史百家246种典籍中有关药学的资料，在《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基础上，于公元1082年撰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 33卷，载药 1558种，较前增加 476种，附方3000余首。方例是药物功能的直接例证，每味药物附有图谱，这种方药兼收，图文并重的编写体例，较前代本草又有所进步，且保存了民间用药的丰富经验。每药还附以制法，为后世提供了药物炮炙资料。他广泛引证历代文献，保存了《开宝本草》、《日华子本草》、《嘉祐本草》等佚书内容。本书不仅切合实际，而且在集前人著作大成方面作了极大贡献，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古代方药的宝贵文献，本书使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编写格局臻与完备，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证类本草》沿用500多年，从大观2年（公元1108年）出版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政和6年（公元1116年）出版的《政和新修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以及南宋绍兴 29年（公元1159年）出版的《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直到金元时期（公元后1302年）出版的《经史证类大全本草》等，都是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稍加修订补充而成的官修本草著作。作为本草学范本的《证类本草》，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使命，并为《本草纲目》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医药行政与医药教育分开，宋政府把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分立起来。设立’翰林医官院’负责医之政令和医疗事务。
‘太医局’是专为医学教育设立的机构，已扩充成为皇家医学院。医学校的社会地位提高，吸引了不少儒生学医，儒医迅速增多亦是促使中医学发展的原因。之后各州镇府均仿照’太医局’开办地方医学校， 使中医更加普及。宋代京都汴梁在1076年就创建了第一个国家药店——官药局，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开办的国家药局……”
当时医学生之理论教材，除了有前唐时必修的医学文献之外，还新增了陈言的《三因极–病证方论》，将复杂的病因归为三类：内因、外因及不内外因。这种分类虽与汉代张仲景所述略同，但内容有所发展，即对各类病因概括得更具体，其范围亦较全面，更符合临床应用。三因分类的原则，一直为后世医家遵循。著名医家及诗人杨介，总结对处死犯人的解剖经验，描绘成图谱《存真图》，使到当时医学生对解剖学的认识加深。
医学教育的突破，是翰林医官尚药王惟一(公元987-1067年)，研制了两具与成年男子体形相等的’铜人’，并且奉御总结针灸名著，撰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铜人体表刻穴657个；医生考试时，先将铜人外表涂蜡，往体内注水，并穿上衣服。针刺中穴位则水会流出，否则针就刺不进去，这样就可以判断受考人对穴位的掌握程度。他的著作不但印行，还刻成两座石碑，立于当时首都开封，作为公众参考。是中国针灸史上新的里程碑。
法医学出现，《洗冤集录》是宋慈于公元1247年完成的著作。本书内容包括人体解剖，尸体检验，现场勘察，死伤原因鉴定，各类中毒急救及解毒方法等，分析详细并且非常切合实际。据书里内容，如是中毒身亡，死者会表现青或紫色皮肤，嘴及眼睛张开，手足指甲呈蓝色，眼、耳、口、鼻都可能有血液流出。要证明中毒，可把以肥皂水洗过的银针探入受难者口中。如银针变黑并不能抹掉就可证实。此书成为中国死伤狱断案的法典及依据，一直沿用600多年。并被翻译成至少5种国外国语言。
宋政府不但注重医学文献出版事业，也非常鼓励医学研究及实践。儿科及妇科因而发展成独立专科。并取得重要的成果。
儿科专家及专著中，以钱乙和他的《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为代表。其弟子阎孝忠于公元1119年把他的理论及经验整理成《小儿药证直诀》。此书是儿科专著，包括生理、病理及治疗方面。此外痘疹(天花)、水痘、麻疹等发疹性儿科传染病，已能进一步鉴别，并详载其证侯及治法，颇有创见。
宋代已经在大城市设立公众福利事业，开始出现药房、医院及孤儿院，并且依据政府颁布相关标准，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历史上最早的中药处方和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便在这时问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中医方剂学著作，全书共10卷，附指南总论3卷。分伤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等14门，载方788首。所收方剂均是中医中药方剂，记述了其主治、配伍及具体修制法，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临床方书。书中许多方剂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医药管理机构’和剂局’，世界上第一部官修针经《太平针经》亦是在此时期出现的。宋政府亦开始有防疫政策。当时天花流行，导致新生儿死亡率很高，对这方面的研究很注重。
妇科及产科亦开始独立发展，当时最大成就的是陈自明(公元1190-1270年)及所著《妇人大全良方》。《妇人大全良方》主要讲解妇科方面的月经、生育以及常见疾病，而产科有胎教、妊娠、难产及产后疾病等。本书述及的难产问题包括臀位分娩、肩位分娩及面位分娩等，内容非常丰富。
1.6.2 金元时期（公元1115-公元1368年）
金元时代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闪光时代，后人多称“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并将那一时期的名医大致分为了四大学派。刘完素的“火热”学说，张子和：“攻邪派”， 李东垣：“补土派”和朱丹溪：“滋阴派”。 刘完素从25岁开始研究《内经·素问》，直到60岁从未中断，学识渊博。因其善用寒凉，后世称其为寒凉派，为金元四大家之代表人物之一。其著述甚丰，《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均为其代表作。刘完素提出人身之气皆随五运六气而有所兴衰变化，指出运气常变，应当掌握其规律，又阐发《内经》之病机十九条，认为人体致病皆为火热，治病需从寒凉法入手。以降心火、益肾水为第一要旨。他反对套用古方，非议滥用《局方》燥热之剂。同时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对后世温病学说有所启发。
张子和，中国金代医家。他在医学理论上有很多创见，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攻邪派”的开山。
张子和师从刘完素之学，主要学说内容为三法六门。强调病因多为外邪伤正，病以热证、实证为多，疾病分风、寒、暑、湿、燥、火六门。主张祛邪以扶正，治病善用汗、吐、下三法，后世称攻下派。但亦注意适时补益。其先攻后补之治法一反滥用温补之时弊。又曾用心理疗法治愈因惊得病的顽症 。
张子和的著作有《儒门事亲》，麻知几等将他平时撰写的论文和临床经验收编而成，是一部杂记式的著作。其中有说、有辨、有论、有解、有诫、有笺、有诠、有式、有断、有论、有疏、有述、有衍、有诀。虽名目繁杂，但总不离用攻法的宗旨，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从理论到实践都作了详细论述。并且书中有很多验案，很有参考价值。本书不仅阐述了攻邪与扶正的辨证关系，同时也丰富了《伤寒论》的三法内容，而且发展了祖国医学的治则理论。
李东垣，金代医学家。作为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所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
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
朱丹溪，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医术高明。朱丹溪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善用滋阴降火的方药，为’滋阴派'(又称’丹溪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有《丹溪心法》、《局方发挥》、《格致余论》、《金匮钩玄》、《素问纠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
除此四派学说外，元代忽思慧于1330年编著的《饮膳正要》是饮食疗法的专门著作。书中对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高营养物的烹调法、营养疗法、食物卫生、食物中毒都有论述，介绍了不少回、蒙民族的食疗方法，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这一时期药性理论发展较大，研究药性理性著名的医籍有寇宗奭的《本草衍义》、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张元素的《医学启源》及《珍珠囊》等。
1.6.3 宋金元时期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10世纪，宋朝经济繁盛，与海内外50多个国家进行通商贸易，其中，药材是外销的主要产品之一，外销品种和数里都大大增加。宋朝甚至在广州专门设立市舶司作为管理药材出口的机构。宋朝制药业发达，各国来华学习药物制作方法，促进世界医药制药行业发展。
11世纪初。具有“阿拉伯医学王子”美称的伊本.西纳著成不朽名著《医典》，长期被欧洲、阿拉伯国家及北非诸国奉为医学指南，该书作为中世纪欧洲的医学教科书权威一直被沿用700多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医学经典。这本《医典》，融合了许多中医药学内容，见证了中医传播到欧洲，影响西医的历史。
1.7 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
1.7.1 明代(1368年～1644年)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推动着对外交流、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医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在明代时期，中医药发展出现了大的飞跃，主要体现在医药学著作，中医诊疗，中医药创新、中医药对外交流等方面。
明代在建国后，君主专制加强，1370年，设立科举，以八股文取士。八股取士的学风，对医学研究中的尊经崇古，故弄玄虚，不思革新等不良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把一批知识分子推入医学领域，这对于提高医务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研究水平客观上是有利的。随着明朝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在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日渐增长，对外交流和贸易逐步扩大，这在一定条件下推动了交通发展，推动了信息传播和交流，为医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人口集中和流动推动着保健需求的发展，也为某些疾病的传播创造着条件，梅毒的传入便是一例。交通发展拓宽了医生的活动范围，他们或随商旅外出，或受达官富商的重金礼聘，或为学习出外访师拜友，促进了学术信息交流，增加了互相接触和了解对方学术观点的机会。
明代出版业的繁荣，为医学著作出版和医学知识普及创造了方便条件。药物进入商品运转，对它的性能、产地、炮制、功效、真伪鉴别等方面的研究更为需要。农业技术为药物驯化栽培提供了条件，交通贸易促进了海外药物的传入及新药物的发现，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药物学的发展又充实了农业知识，《农政全书》收录了朱棣《救荒本草》的全部内容，科学技术每一进步，都迅速渗入医学领域，据《外科正宗》记载，以前用马衔铁打造铍针，软而不锋，冶铁术的进步，改用钢铁打造，质量大为提高，改善了手术效果。 整体来说明代医学发展的特点：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涌入医学领域乃必然之势。大批知识分子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改变了宋时攻外科者“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明代交通发展，信息传递日益进步。医学家向大城市集中，且得以负笈四方以拜名师，深入民间作实际考察。再加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医学经验积累和传播，医学理论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明代医家中世代业医甚多，他们或父子相继，或翁婿相传，极利于医学专门化，《霉疮秘录》的作者陈司成便是八世业医之家。一部著作常是父作于继，连绵续世，始克完成。这样形成的著作大都有专门性、独特性和权威性的特征，切于实用，得到公认。杨济时的《针灸大成》、万全的《幼科发挥》、薛已的诸种医书，都属于这类作品。
明朝医药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创新。吴有性的《温疫论》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其中两颗璀璨的明珠。吴有性发展了戾气说，已接触到每种传染病有其特殊致病因子这一实质问题。对天花的认识和人痘接种术的发展，是明代医学的突出创新，人痘接种术起于何时，尚无定论。它在明代得到普通应用，是公认的；人痘接种术是震动世界医学史的大事，它启迪琴纳而发明牛痘接种术，开辟了免疫学的新纪元。
明代对地方中医学教育较宋代有所加强。各地普遍建立了地方中医药学教育机构。注重太医院医生的继续教育，充任医士、医生后，还要继续学习专科并参加考试。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规定:考试成绩一等者，原为医生者可充任医士，医士无冠带者，给予冠带。原在内殿供事支俸且有冠带者，酌升俸一级。若内殿缺人。太医院依不同专科依次呈报礼部，送内殿供事。考试成绩二等，原为医生者与充医士，医士无冠带者，给予冠带。原在内殿供事者、不准继续供职，只能在太医院当差。明政府还在洪武和正统年间指定专人铸造针灸铜人，并仿宋刻制造了针灸铜人图经石碑，促进我国针灸发展。继续教育制度和针灸的发展，为中医药的发展完善提供依据。
隆庆二年(1568)，我国建立了最早的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它是由徐春甫等在北京发起和创办的，宅仁医会的成员多为集于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医。医会的宗旨在于探讨医药学术，要求会员深入研究《内经》及四家学术之奥秘，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德修养，深戒循私谋利，会员间真诚相待。存善去过，团结互助，患难相济。这种医药交流团体的成立，加快了我国中医药的发展。
明代采矿、冶炼、纺织、印染诸种工业的发展，使职业病成为突出问题。人们在和职业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推动了职业病的研究，提出一些相应的劳动卫生措施，并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专著。薛已在《内科摘要》中明确提出银匠的职业病，指出销银匠因手工操作，经常接触冶炼物质，会出现劳倦、寒热及手麻等症状，是职业所致。并提出预防及治疗方法，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 《本草纲目》记载了铅矿工人的职业病，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 煤的广泛使用，使防治煤气中毒成为重要任务。《景岳全书》对此提出了科学的预防方法，“但于顶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记载了在矿井中用竹筒排毒气，以防煤气中毒的方法。关于测验毒气以防中毒的方法，《农政全书》中载有，“凡凿井遇此(毒气)，当有急飒飒侵入，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侵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 砒有剧毒，《天工开物》指出，烧炼砒必须严密封固(即固济)，以防毒气外泄。“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徒，否则须发尽落”； 预防热射病，是从事冶炼、高温作业必须注意的问题。《天工开物》“礁炼”项下提出的预防措施是，“靠炉砌砖墙一垛，高阔皆丈余”，用墙以抵炎热；申供辰在《外科启玄》中，把日晒疮、冻疮、逡裂疮、担肩瘤、水渍疮等归之为与职业有密切关系的疾病。明代关于职业病的认识，虽未形成完整的专科体系，但确实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病因认识及防治措施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医学知识的普及，推动了养生思想的发展。明代从医家到非习医文人都很重视养生保健，出现了不少关于养生方法的专著。张介宾撰《类经》，将养生列为十二类之首。王文禄撰《医先》，认为养生当在医药之先，论述了多种养生方法。胡文换编成《寿养丛书》、收入前人养生著作以及自选自编的《素问心得》、《养生导引法》、《类修要诀)、《养生食忌》等34种。文学家高濂于万历十九年(1591)撰成《道生八笺》20卷，是养生学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此书由英国人德贞(J.Dudgeon)节译成英文，收入其所辑《功夫：道家健身术》中，于1895年在天津出版，传播国外。
明代对中医学的重视，还反映在保存至今的官修史籍中有丰富的中医学内容记载。如明代编纂大型丛书《永乐大典》及明代各帝王的《实录》和各种文史档案中，多记有医事制度、医家活动、疾病史等内容，各种地方志中亦如此。
中医药经典著作市我国中医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明代时期中医药经典著作主要包括中医著作、针灸、方剂和本草著作，对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影响深远。主要代表著作有：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的《普济方》，全书主要从方脉，运气，脏腑，五官，内科杂病，杂治，杂录和符禁，外伤科，妇科，儿科，针灸，本草。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王纶撰于嘉靖时期的《明医杂著》，把朱、李(东垣)的学术经验融合起来，参以本人心得体会和临证经验而成是书。主要论述医论及杂病证治，包括发热、劳瘵、泄泻、痢疾、咳嗽、痰饮等内科病，妇产科和五官科疾病等的辨证施治，分析了李东垣、朱丹溪的治法及方法等，另外还有专论风证，论小儿证治，和附方；虞抟所撰的《医学正传》，阐述医学源流、授受、亢害承制、丹溪医说、四诊合参等内容，按内、外、妇、儿科分述近百种病证，收1000余方；高武撰针灸聚英》又名《针灸聚英发挥》，主要论五脏六腑、仰伏人尺寸、手足阴阳流注、中指同身寸法、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及所属经穴的循行、主病，附经脉经穴图，并研究各家取穴方法，概括为煮针、火针、温针、拆针、晕针、补泻手法、刺法、灸法等，而且为十四经穴欧等63则歌赋。末附针灸治疗问答；徐春甫编辑《古今医统大全》又名《医统大全》，本书引证名医传略，介绍《内经要旨》、《翼医通考》、《内经脉侯》、《运气易览》等，研习经穴针灸，总结临床各科证治，包括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科以及老年病400余种，每病载有病机、脉候、治法、方药、易简诸方、灸法、导引法等项，总结经验秘方，本草性能、功用及制法，通用诸方等，并附养生余录；《本草纲目》系本草学、博物学巨著。李时珍撰成于1578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版。全书共52卷，载药1892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798种，有374种为李氏所新增。附图1109幅，方剂11096首，其中有8000多首方剂为李氏收集或拟定的。本书问世后，促进了国内对本草学、生物学的研究，涌现出一批以《本草纲目》提供的资料为主，选药精当的实用型的本草学著作，有药有图有方，切于临床应用， 1606年该书传入日本，后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欧洲，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了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节译本；《霉疮秘录》系陈司成所撰，系梅毒专著，分总说、或问、治验、方法、宜忌五部分。该书论述了梅毒的传染途径，对一、二期梅毒的硬下疳、扁平湿疣、梅毒性斑疹、环形丘疹、白斑、鳞屑损害、晚期树胶肿损害，骨关节和神经系统受累症状，胎传梅毒的特殊表现，都有相当准确的描述。提出必须彻底治疗等原则，重视预防和防止复发。首创用减毒无机砷剂治疗梅毒的方法。书中列病案29则，载方55首，并述配制及运用方法。在《宜忌》中列举误治病例6个，分析了药物与饮食宜忌的具体要求；《瘟疫论》为吴有性所著，上卷载论文50篇，阐述瘟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多方面论述温疫与伤寒的不同。下卷载文36篇，着重论述温疫的兼证，有数篇论述温疫名实和疫疬证治。另外还有《医学入门》、《赤水玄珠全集》、《孙氏医案》、《万病回春》、《名医类案》、《针灸大成》、《证治准绳》、《济阴纲目》等医学著作，推动我国中医药的发展。
国外医学对明朝中医药学发展：明朝时期对外交流日渐频繁，国外医学开始融入到中医药的发展中来，明朝初期，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也翻译介绍给民众，这些西方科学知识就包含了西方的医药。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较早涉及西医活动。他介绍的关于“记忆在脑后部”的观点对中医界影响较大，如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汪昂的《本草备要》就接受了这一观点。其后1597-1629年中，传教士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相继来华，先后泽述出版了一些西方的科技类书籍。瑞士传教士邓玉函译述的《人身说概》，罗雅谷，邓玉函、龙华民译述的《人身图说》等书中，把欧洲的解剖、生理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对中医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医家开始研讨和接受西医学理论，如王肯堂据此主张正骨科医生必须了解人体骨骼方面的知识。
关于两方药物的传人，鸦片战争前数最不多，影响有限，西洋药物中以金石为多，草药中不少是制成药露使用。药露制法宋代之前曾已传入。明代熊三拔在《泰西水法》中作一了详细介绍，徐光启对此非常赞赏。明代郑和下西洋，带回阿魏、没药、丁香、木香、芦荟、乳香、血竭、苏合香、安息香、降真香、紫檀香，胡椒、香盐等药物。越南也有医师来南京供职，一些越南药物如降香，龙脑、苏木等不断输人我国，越南医书《药草新编》等也随之传人。
1.7.2 清朝 (公元1644-1911年)
清代政府在中医药的发展上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清代编纂《医宗金鉴》等综合性医书，大兴“文字狱”与汉学复兴、考据学兴盛的负面结果是校疏许多中医经典著作，纠正了一些错误，有利于学习和掌握古典医籍;而清朝中叶取消太医院中的针灸科，对中医药发展产牛了不良的影响。
盛世之下掩盖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乾隆中期、清王朝开始由盛转衰，而此时西方资本全义已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纷纷向外扩张，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又落后的中国，成为他们窥视的对象，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至此其性质发生了变化，伦为半封建、半社会。鸦片战争后70多年的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相勾结，对中国人民侵略压迫剥削的历史，也是奋起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抗斗争的历史。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主义的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清虽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制度衰落的时期，但统治者对与民众休养生息有密切关系约中医药事业的关注并没有减弱，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加强。
1.7.2.1 温病学的继续发展
明朝吴有性的《温疫论》是温病学的重要里程，之后其他医家对温病学体系继续进行临床实践及理论探讨。清朝温病学说有更进一步发展，已经形成了独立专题。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及著作有，叶桂与《温热论》、薜雪与《湿热条辨》、吴瑭与《温病条辨》。
晚清时期，虽然中医面对西方医学严峻的考验，医家们继续拥护《伤寒论》、’寒凉派’、《神农本草经》以及其他传统中医理论，中医学仍旧受到普遍支持。王士雄(1808-1866)，终其一生研究温病，撰写《温热经纬》一书。柳宝诒(1842-1901)的《温热逢源》及雷丰之《时病论》(1882)仍然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1.7.2.2 人体解剖学
中医有关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在《黄帝内经》中已有不少记载。但一直发展缓慢，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医外科手术没有受到重视。
1830年《医林改错》的刊行，纠正了前人关于人体脏腑记载的某些错误。其作者王清任(1768-1831)深感医家掌握正确人体脏器知识的重要性。他细心观察放置在义冢的尸体，发现很多以前中医学不了解的器官，如主动脉、胰脏及横膈膜等，也纠正了’肺中有24孔’、’尿从粪中渗出’等错误论断。他再一次肯定脑子主宰思维记忆的功能。
1.7.2.3 《本草纲目》补充及草药治疗
赵学敏 (约1719-1805)，编辑了一本《本草纲目》补充，对中医药作出重大贡献。《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重要的药物学专着，共载药物921种，其中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记录不详者。书中将药物共分类为水、火、土、金、石、草、树、蔓藤植物、花、种子、蔬菜、器物、鸟、兽、甲壳动物及昆虫。总结了中医19世纪的药物学成就。
赵学敏另一本重要著作为《串雅》，是与’铃医’即民间走方郎中合作，广泛收集整理民间医药经验与知识，于1759年问世，分为内、外篇。赵学敏认为民间走方郎中的医术很神奇，而且疗效显著。这些郎中们用药具有平贱、显验、方便的特点，因此对他们非常推崇。赵学敏在书中阐明治疗用药不一定要贵重，他极力批评庸医们的高昂收费，认为他们只会处方一些昂贵的补药，但其实不懂辨别药性。书中记载了许多疗效卓著的走方医经验。
1.7.2.4 典型中药房
在19世纪，植物药治疗是中医学的基本，而在此时，中药房开始创办，。当时最闻名的中药堂是同仁堂，位于首都北京，专门为皇宫供应药物。
1.7.2.5 大量医学书籍的编著及整理
清代初期的皇帝鼓励学术生活，并时常资助大型文献的编纂，因此当时有大量全书、类书及丛书刊行。
18世纪百科全书非常流行，当时出版的其中一本重要类书是《古今图书集成》(1723)，由蒋廷锡等受命编纂，520卷，内容辑录有古典医籍的注释、临证各科诊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另一本清政府命令纂修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1742)，由吴谦等人把18世纪初以前，历代重要医学著述加以校订、删补，并进行节录编辑。全书共90卷分15门，包括医学理论、各科诊治、方剂、针炙与运气等内容。1749年起，清’太医院’规定为医学生教科书。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文艺。
当时医家们撰写个人专着亦是时尚，用以陈述自己的医学见解。张璐(1617-1700)的《张氏医通》(1695)，主要是推祟’温补学说’。同时有关医学基础书籍相继面世，程国彭的《医学心悟》(1732)一书，以简明文字扼要清楚地论述中医四诊、八纲、八法以及临证各科的诊治，对初学者很有启发。李用样的《证治汇补》(1687)也是一部内科诊治专着。
由于清朝考据风气盛行，不少医家对重要的古典医籍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与注释工作。举例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都有大量注释刊行。其他临症各科各自有发展特点与突出成就，表现在不少医家对疾病诊治的总结与医着的空前增多。
关于中药早期有关文献不继被再次刊行，很多医家如吴其浚(1789-1846)于1848年出版之《植物名实图考》，费伯雄于1863年撰写《医醇剩议》等，都希望为这个以植物为本的医学作出贡献，促进中医药发展。
1.7.2.6 西方医学的传入
19世纪末，清政府日益衰落，逐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对象。在宗教组织的支持下，教士及西方医士们在中国的洋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出现很多由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共同开办的西医学校，一批有关西方医学的释本也相继面世。西方医学在中国开始日益广泛深入地传播，由沿海到内陆，由设立诊所到建医院，由办学校到吸收留学生，由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近百年间，形成了中医与西医并存的局面。近代最早去西方学医者为黄宽(1829-1878)，广东香山县人，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1857年回国后，以其高明医术及医德，深受广东一带人民的爱戴。
19世纪以前，西医在我国的影响很小，为西医在中国取得立足地位的当属贞纳的牛痘接种术。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在广州进行接种牛痘，并编印了《种痘奇方详细》，对牛痘接种术进行推广，随着牛痘接种术的推广，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许多种痘所，这些机构成为西方医学传播的基地。1834年，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医生市派克，派克与1835年在广州成立眼科医局。由于中医治疗眼病的即时效果不明显，派克的眼科局很快就赢得了一定声誉。1847年，派克首次将乙醚麻醉术引入中国，使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大，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了技术上的优势。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在上海开创了教会医院，1849年其在上海医院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
大量外国医药著作传入中国，最早在中国翻译西医书籍的是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他于1851年编译了《全体新论》，该书原名为《解剖学和生理学大纲》，这是传教士向中国介绍的第一本较为系统的西方医学著作。他还编译了《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这些书大多在19世纪50年代出版，流传极广。后人将以上五种书合编为《合信氏医术五种》，成为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西医学的启蒙教材，对我国近代西医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美国教会医生嘉约翰也编译了《内科全书》、《病症名目》、《西药名目》等20余种医书。英国人德贞1864年来华，受聘为京师同文馆首任生理学和医学教习，他翻译、编著了大量西医医学理论和临床治疗等方面的书籍，主要有《全体通考》、《西医举隅》、《英国官药方》等。英国人傅兰雅1861年来华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1865年他应聘参加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工作，翻译介绍了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书籍，他与赵元益等合作翻译的医书主要有《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医学法律》等，其中《医学法律》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法医学的书籍。丁福保致力于通过日文转译西医书籍，到1914年由日文翻译编成的医书共有68种，加上丁福保自己编的医书10多种，总计80多种，合编成《丁氏医学从书》。这套书囊括了西医基础医学和临床各科，有着较高的使用价值。从19世纪50年代起到辛亥革命前，大约有100多种外国人译的西医书籍在我国流传。
1.7.2.7 中西方医学结合
在清朝末期，洋务运动引起了传统中医界的重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当时医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一些人对传统中医一概加以鄙视，认为不科学，极力主张取缔；一些人拒绝接受新事物，认为西方医学全部不适合中国人；有一些受过西方思想的人，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迫切探索发展中国医学之路，试图把西医学术加以汇通。当然根据当时历史背景和医家们本身条件限制，其汇通中西医的活动，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
在汇通中西医活动方面，其中最早的一位先驱者为朱沛文，字少廉，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医学世家。他于1892年编撰了《中西脏腑图像合纂》，将人体结构、脏腑图像与西方生理解剖图谱相互参照，加以论述。内容较系统、丰富及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中医药文化。
1.8 民国时期（公元19101-公元1949年）中医药发展
1.8.1 民国时期中医药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十分复杂，中医学的发展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西医传人后不断发展与壮大，中医却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反而还受到歧视，并引发生存危机。因此，中医学在中医学术革新和抗争运动相互交织的极其艰难条件下按其自身规律继续缓慢地发展，“改良医学”成为这一时期中医药学变迁的总基调。在基础理论方面整理、收集、辑佚，考证古医籍，编纂出版医学丛书、全书、工具书及医案医话，对保存、传播、普及中医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临床各科则不断地总结新的医疗经验，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中医学家和专著。而中药学和方剂学也取得了不少新成就。部分医家从事沟通中西医之间的工作，形成了中西医汇通思潮和学派。民间中医药教育发展迅速，成立许多中医药学术团体，出版大量中医药报刊等，为后半叶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1-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明显的半封建半的特点，北洋军阀政府及国民党政府均把主要精力用于战争，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但很少关心中医药事业，而且实行歧视、限制、消灭中医的政策，严重地摧残了中医学，由于中医药界和全国广大民众的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未能达到消灭中医的月的，并迫使政府成立了中央国医馆，但中医学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西方医学的大量传入，引发了一场中西医争论与维护中医药的抗争运动，尤其是中西医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出现汇通学派及当今的中西医结合。
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即主张废除中医中药，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干1922年颁发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当时适逢直奉大战，再加上中西医师的反对，未能实行。1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申请把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校规程、建议在医学校内设中医一科或设中医学校，遭到拒绝。1925年北洋政府又公布(中医〕“医士管理规则”.承认当时中国医界的现状，承认未经教育部立案的中医药学校也有合法地位，然而规则发出时北洋政府已面临危殆，北伐战争迫在眉睫，无力将此规则付诸实施。1 929年2月，为了提高医学教育程度，教育部、卫生部联合组织医学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又设卫生教育设计委员会，规划和改进医学教育事宜，使现代医学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对中医教育产生了影响。
1931年成立中央国医馆，1932年宜布要成立’’中医研究院“，直属内政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但直到1949年，此案仍是一纸空文，未能实施。1936年1月22日，颁布国医(中医)条例，明确规定了中医管理的政府行政体制，其主要内容为:①中医管理权归内政部(这以前归中央国医馆)，后来进一步明确归卫生署，署内设中医委员会;这在统一医政方面是一种进步，初步形成了中西医并存情况下医药管理的行政体制。②中医与西医平等。③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这是名义上承认中医和中医学校的合法地位，但并未付诸实际。对中西医并未采取平等态度，而是继续歧视、限制中医的发展，甚至取缔。
中央国医馆的建立曾一度对全国中医药界有所鼓舞，但国民党政府力图把国医馆办成政府的御用工具，以便取消和限制中医药群众团体的作用(在同意成立国医馆的同时，即下令解散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故国医馆成立后作为不多。受到中医界的尖锐批评。但中医界还是利用这个“官方”的中医药机构在曲折的道路上，推动中医学术的发展。主要事迹有以下几点：
①促进国医条例的拟定和实行。为争取中医的合法地位，1932年国医馆函呈行政院，要求派员参加审订国民条例的会议。次年6月.焦易堂等联合石瑛等国民党中央委员29人，草拟了“制订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其中附国医条例原则和草案十条。该案1936年2月正式公布。
②拟定和开展中医学术工作。1934年3月另成立编审委员会，以中医病名为主，与1934年11月正式公布，征求意见。审编中医教材。1936年己编教材十余种，如《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均列入必修课，供全国国医教育机构采用。审定中医著作;如对《验方新编》原版考查较详，对其中方药有褒有删。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编撰教材，主要有杨华亭的《药物图考》和章臣膺的《中医学修习题解》等。
③组织国医药研究机构，筹建国医医院。国医馆设有医药改进会，截止1937年止，，其会员达3000余人。国医馆拟筹设首都国医医院。抗战期间曾在四川重庆设立陪都中医门诊部。
④编辑发行《国医公报》，每月一期，自1932年10月创刊至1936年12月停刊，共出38期，该报为发扬中医中药，刊出了不少学术论著，反映了有关中医药工作的动态。此报停刊后，该馆于1937年5月又出版了《中华医药》。
⑤维护中医执业权利。由于当时中医没有地位，打击迫害的事时有发生，有的便向国医馆呼吁，要求支持，在其支持下使有些问题获得解决。
⑥国医馆主张坚决取缔伪药，以社流弊。对成药的鉴定比较严格，如审查治喉立生散、收功散和救急时疫水等的功效，井发给证明，该馆于1935年10月设立处方鉴定委员会，任务为处理法院委托鉴定的案件，各分馆也设同类组织。
1940年11月，中国医药教育社向国民政府建议设立中医教育专门机构，并获得批准，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内。成立一个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基本任务是:制定中医教育计划及实施方案，审议中医学校课程及设备标准，编篆中医学校教材，议核教育部及医学教育委员会交议事项等。但实际上该中医教育机构形同虚设，所拟方案能实施者寥寥无几。
由1915年后，为反对国民政府的中医政策，发展中医，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全国教育联合会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大力支持下，热心中医药事业者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一批私立中医院校。主要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31年更名为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上海神州医药专门学校，新中国医学院、针灸医学院等100所左右。并在1911-1949年期间，各中医院校相互交流，依据西医模式开始编撰中医药教材，应用于中医院校的教学。在此时期相关的附属医院也是雨后春笋般的建立。丁泽周、丁仲英父子于1921年创立上海广益中医院；1930年丁仲英创办华隆中医院，开没有病床供患者住院留医之用；1933年9月建成广东中医院；1932年，华北国医学院设附属诊疗所;1934年王慎轩建立苏州国医学校附属国民诊疗所;1935年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建立附属光汉中医院；1936年江西中医专门学校设附属江西中医院;1938年四川国医学院设中医医院;1941年广西省立医药研究所设附属中医院等。为中医教学与临床实习服务。
民国时期处于中医药艰难发展时期，但由于中医药废除政令使中医界大为震动，也是这个时期中医药与西医药展开斗争，在争斗期间也融合了西医药的文化，民国时期中医药艰难发展但也在病因病机、诊断、本草学、方剂学和临床等有显著发展。病因病机受西方医学的冲击，接受其生理、药理、解剖等的医学观点，结合中医药传统理论知识指导病因病机的辩证；诊断学也在不断完善，1911-1949年间中医诊断在望诊、脉法、脉图等取得了重要发展，出现了一批舌诊、脉诊等的著作，促进了中医药临床学的发展。这段时期出现的著作有《察舌辨症新法》、《彩图辨舌指南》、《临症验舌法》等；本草学也在此时涌现了许多著作，关于中药功效的著作主要有蒋玉柏的《中国药物学集成》、《药物学讲》、《本草用法研究》、《药性类篆》等；关于中药鉴别与分类的著作有《伪药条辨》、《药物图考》、《药物出产辨》《中国新本草图志》、《中国药用植物志》和《现代本草植物学》等；最著名的是《中国药学大辞典》的问世，这是中药史上第一步大型典籍，1935年有陈存仁编篆，本书收药目4300条，分别介绍中药的命名、别名、济源、产地、形态、性质、成分、功效、主治、历史考证、鉴别、配伍禁忌、用法用量、参考资料等21项，汇集古今论述，反映了我国中药学的研究水平；中药炮制及制剂著作，主要有《制药学大纲》、《增订药业指南》和《国药科学制作法》等制作，丰富我国中药炮制及制剂的发展；随着中医理论研究和临床的进展，方剂学叶相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代表著作有《古今名医万方类编》、《古今医方集成》、《验方辑方》、《中西医方汇通》和《中西医方新编》等；在中医临床经验积累中，中医学家在长期的实验中积累了新的经验，并编篆出版了关于临床各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骨科、儿科等）新的论著，同时还对中风、虚劳、臌胀和温热病进行深入研究，丰富了中医药的内容。
1.8.2 西方医药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
西医在民国时期大力发展，而中医药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对人体与疾病的认识方面吸收了部分西医的观点，一些新的概念或学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中，入生理、病理、解剖、诊断、细胞、组织、神经、消化、循环、生殖等。出现了以“病理”等命名的中医书籍。其中对中风病因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得益于对脑功能的重新认识。在与西医病症及诊断的研究中，发现中医与西医之说相验，也将中医与西医进一步融合。
受“中医科学化”思想的影响，一些医家开始采用西医药理、化学分析、生物学的方法来确认中药的功效，这其中的成果主要有丁福保的《中药浅说》、温敬修的《试验药物学》和蒋玉伯的《中国药物学集成》，进一步用西药来解释中药功效。
随着西医不断深入我国，加上政府大力支持，我国中医药学者岁反对中西医不平等，但在中医药的发展中仍旧借鉴西医学文化，主要目的是发展中医药文化，随着中西的结合，西药学知识不断渗透到我国中医药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本草学、方剂学、诊断学、病因病机、临床各科室当中，使得我国中医药文化在受打压的情况下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随着西方医学的不断渗入，西方传教士或医生开始在华创建医院，开办医学院，将西方医学书籍翻译传入中国。
1.9 新中国时期（1949-至今）
建国后，中医药学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府重视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积极建立专门的中医药管理局和相应的科研机构，大力发展中医学教育，在全国兴办中医院校、中医医院、成立中医药学术团体，大规模校勘整理出版中医药古籍，成立中医药报刊，支持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培养大批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并成立中国药典委员会，对促进中医药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国医药学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医药学也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强调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以后又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82年通过的中国宪法总纲，规定了“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的条款，从国家根本大法上保证了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1991年国家又提出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使我国的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互相补充，共同承担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的任务。
1.9.1中医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数以万计的中医被邀请到国家医疗、教学、科研机构，还对几十万在职中医进行了培训。为培养更多的中医药技术人员，我国政府于1956年决定，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建立4所中医学院，并将南京中医学校改为南京中医学院，同时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或增设中医药课程。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中医教育被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的轨道。
195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现改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后，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机构。在中医古籍的整理方面，多年来有很大成绩，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和地方陆续成立了卫生出版社、科技出版社，大力出版医学卫生书籍，达到中国医学史上出版发行中医药书籍的最高纪录。经过对历代中医药文献的整理、校订、注释，出版了大量珍本、善本古籍著作。几十年来，我们采取多种措施，继承整理国内知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出版了百余部名老中医的医案、医话、医论、医疗经验等，并收集了大量单方验方。中医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了明显成绩。据统计全国有4000种以上中医古籍，已整理研究出版1000多种。
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学术交流也日益活跃。自1979年成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以后，又成立了中医理论研究会、中医内科学会、中医外科学会、医古文研究会以及中华针灸学会等。这些学会组织学术会议，发表了一大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促进了中医药各科的学术交流和发展。
1.9.2 中药的生产与科研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中药的生产与供应工作，成立了国家中药材总公司，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建立药材经营机构，并组织力量查清本地中草药资源，有计划地种植、采挖中草药，积极进行南药北种、北药南种以及进口药材的引种试种，变野生动植物为家养家种，使中药材的生产和经营有很大发展。从1980年起，政府组织编写《本草图鉴》共25册，绘制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科学标本谱图5000张，这些图片按动物、植物原形绘制，比例准确，色彩鲜艳，成为科学价值极高的珍品。
中医用药特别重视“地道药材”，如东北人参、四川贝母、杭州白芍等，就是因为药材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积累的微量金属元素直接影响到药材的性质和效能。采用现代科技对于中药所含微量金属元素的研究，也有许多新的进展。实验研究证明，黄芪的补益作用除了与所含的有机成分有关外，还与它含有丰富的锌和硒有关，临床上用黄芪抗癌及治疗大骨节，也证明与它所含的硒有关。
中药应用历来讲求炮制，不经过必要的炮制或炮制不得法，都会影响到药物的疗效，对于中药炮制原理的研究在进一步展开。我国对一些中药复方、成药的药理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实验证明，生脉饮（人参、麦冬、五味子）具有扩张血管、增强冠脉血流量、加强耐氧的能力，能减轻毒素对机体的毒性，有强心、升压的作用，对于心源性休克、急性心肌梗死、心肌炎等均有一定疗效。
在剂型改革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也取得很大成绩，中药新的剂型已有注射剂、片剂、冲剂、胶囊剂、滴丸剂、气雾剂、栓剂、膜剂等，早已突破了丸、散、膏、酒、丹等传统剂型的范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科研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突出表现在：第一，中药研究机构和专业科研人员有较大增加，中药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第二，中药科研领域逐渐扩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中药研究已从药材、饮片、中成药生产工艺的研究，扩展到中药的综合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第三，科研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不仅增加了科研机构基本建设的投资，还添置了一批现代化仪器设备，如质谱仪、核磁共振仪、低温高速离心机、电子显微镜等。第四，发展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1.9.3 中西医结合的成就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政府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并大力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从1956年开始，全国各地普遍开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医，学习中医，掌握中、西医两套本领的医生，他们成为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骨干力量。
20世纪70年代初，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于虚证与免疫功能、微循环状态、内分泌功能、自主神经功能以及微量元素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应用黄芪、女贞子等扶正中药后，可使T淋巴细胞功能恢复正常，这就为免疫功能与中医“正气”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依据。在临床治疗的研究中，对于“证”本质的探讨是一个关键性的课题，经过大量研究，已阐明“证”的客观存在性，同时应用计算机存储老中医的宝贵经验，记录下他们辨证思维的过程。利用多学科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结果，使人们对“肾”及“脾”的本质有更深入的认识。在中医脉象的基础上，研制成各种脉象仪和脉象换能器，可辨别多种常见脉形图谱，使脉诊逐步客观化、标准化，并且已开始对脉象原理进行探讨。应用红外线、激光、微波等技术制成的针刺治疗仪；利用中医拔罐疗法之原理制成的真空治疗仪，都为传统中医治疗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是一项新的成果，它以小夹板局部外固定为特点，以手法整复和病人自觉进行功能锻炼为主要内容，采用这种方法治疗骨折，治愈时间短，骨折对位好，功能恢复快，病人痛苦小，还能减少并发症。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阑尾炎、溃疡病急性穿孔、急性肠梗阻、急性胰腺炎、胆道蛔虫症、胆道结石以及泌尿系统结石等，也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疗效。针刺麻醉，在麻醉学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应用针刺麻醉不仅可以进行一般小手术，也应用于开颅、心内直观手术、腹部复杂手术、股骨颈三刃钉内固定术等。针刺麻醉尽管还有些不足之处，但它是我国对世界医学发展的一项新贡献，使我国在这个学科领域跃居先进行列。此外，中西医结合治疗白内障、各种传染病、外伤性截瘫等，也取得较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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